最早听到彭士禄这个名字，感觉沉甸甸、响当当的，因为他是中国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而核潜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受尽百年屈辱的大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和“两弹一星”一样，它为我们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又一个不倒的丰碑。我们知道，当今很多国家以拥有航母为荣，但能够拥有核潜艇并能拥有核潜艇建造核心技术的国家，从核潜艇诞生那一天起到今日，始终也没能超过5个。当然，彭士禄的传奇还和他是革命先驱澎湃烈士之子有关。读过中共党史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澎湃烈士的，但是．他的儿子3岁便失去父母，从小寄人篱下，坐过牢。挨过打。要过饭，最后竟成长为共和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经历却鲜为人知。

留苏5年 后又改攻核动力

      记：彭院士，您好！在中国核工业的源头上，一个源自欧美，一个源自苏联，请您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个源头对我国核工业的影响。

      彭：上世纪50年代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还没有核工业，人民政权接收的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十分落后。另外，帝国主义在军事上严重地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在这种形势下，促使我国一定要发展核科学技术，研制核武器，建设核工业。全国解放前夕，核科学高级研究人员寥寥无几，中国核科学研究的真正展开是在建国以后。

      由于我国建国初期各大学都没有核技术专业，到5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创建核技术专业．到60年代我国才逐步培养出自己的核技术专业的学生。所以，正如你所说，我国最初在核技术方面的人才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解放前就赴西欧、北美的留学人员，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钱三强、朱光亚、黄纬禄、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人，他们主要是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上，包括战略导弹核潜艇搭载核武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他们都授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另一个是解放时国家派往苏联留学的人员，这批人是我们党自已培养的技术人员，其中的一些人成为我国研制核潜蜒核动力装置和核电站的技术骨干力量。

      记：您作为解放后第一批在苏联学习核动力专业的留学人员，能谈一谈当时学习的情况吗?

      彭：我是1951年作为调干生去的苏联，先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又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我在苏联学习期间，国际核技术和核武器发展迅猛：英国爆炸了原子弹、美苏爆炸了氢弹、美国的核潜艇服役、苏联第一座核电厂建成……在这种形势下，促使我国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把原子能工业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二五计划也不例外。1956年，我国还成立了原子能事业部，1958年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在我们1956年毕业回国前，恰逢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大将访苏，他那时同时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首任院长，他召集我们毕业的八、九名留学生，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即让一批中国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这样，加上从国内新来的30多人，共有40人左右被派往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进修深造，我和韩铎、阮可强、蒋滨森等人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后来他们也从事潜艇核动力的工作。

      1956年至1958年，我在苏联学习核动力期间，正值中苏关系处于“黄金时代”，学院派出最好的教师给我们讲课，主要是讲反应堆理论。我国给苏联教授每堂课的讲课费用是80卢布，这在那时是非常高的。

      记：苏联当时的核技术水平比之美国如何?

      彭：当时苏联和美国的核技术理论水平差不多，进度上比美国稍晚一点，所以我们得到了正规的、系统的、深入的培训。我们珍惜点滴时间，以高度的使命感争分夺秒地发奋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反应堆物理、热工、水力、控制、屏蔽等理论知识。

      记：据苏方资料披露，早在1954年，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就已经开工了，既然当时中苏关系那么好，你们有没有机会参观核潜艇建造厂或建造中的核潜艇?

      彭：那怎么可能?那可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机密!但在学习期间我们有机会参观了苏联的、也是世界第一座核电站——奥布灵斯克石墨轻水堆核电站，这已经很不错了。虽然当时是走马观花地看，但给我的震撼是很大的，因为学习核动力知识和见到核动力装置，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回国后我又有机会重去苏联进行访问，参观了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当时最大的收获是在他们的展馆意外看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苏联“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上反应堆核燃料元件的照片，一张是核动力装置用的全密封循环水泵的照片，我默默地记住了这些关键设备的外形，这两张照片对我后来设计核反应堆启发很大。

从无到有 设计中国核潜艇

      记：据说我国核潜艇在研制初期碰到不少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当初是不是下了很大决心?

      彭：确实是这样的。可以说我们国家搞核潜艇是被逼出来的。为什么要搞核潜艇呢?大家都知道，陆上的发射目标很容易被发现，核潜艇长期在水下，是隐蔽的，是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我国是濒海大国，必须具备这种反击力量，为此急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和技术去实现。当时苏联虽然在国防科技方面给了我国很多支援，对中国核工业建设的起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的，最主要的是不提供军事应用方面的核心技术。随着1958年底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这种局部限制就演变为全面断绝援助。这一年，聂荣臻向毛主席、党中央提交了中国自己研制核潜艇的报告，并很快得到批准。赫鲁晓夫为了控制中国，曾轻蔑地说：核潜艇技术太复杂了，你们国家搞不了，可以搞个联合舰队。毛主席得知后非常气愤，于1959年毅然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著名誓言，以此来激励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外援希望的断绝，激发的是中国科研人员更高的爱国热情，我们理解，毛主席的本意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记：这么说，您留学回国后马上就从事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彭：1958年4月，我学成回国后主要搞屏蔽堆，其他人也都分到核工业或核技术研究的各个重要岗位，以后有一少部分人又转到核潜艇核动力的研制上来。

      就在核潜艇起步时，60年代初国家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先搞原子弹、氢弹，而核潜艇是属于被调整暂缓之列，一些从事核潜艇的科技人员被抽调到大西北搞原子弹或到生产核燃料钚的反应堆工作。

      记：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刚要启动就面临天灾人祸，那么国家是如何保留和储备核动力技术骨干的呢?

      彭：为了不使核动力的研究完全断线，当时仍保留下来50多人“守摊子”。我就是于1961年调到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堆研究室(代号471室)任副主任，开始从事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技术预研和技术人才保留工作。由于留下来的同志只有五、六人懂核动力，其余人的原专业有搞机械的，有搞化学的，有搞电力的，他们对核技术不熟悉。当时研究所的领导要求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要“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以积极的态度抓紧读书学习，进行必要的预研，做好核动力的技术储备工作。当时正赶上生活困难时期，伙食很差，不少人浮肿；每人的办公费才5元钱，但我们都克服了。那时候大家都很有志气，怀着为国争光的信念刻苦自学核专业。为了能看更多的外国资料，我们这些学过俄语的人又开始补习英语，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背单词、啃书本，上厕所时也不例外。

      我一方面学英语，一方面搞研究，一方面讲课。由于当时原子能所归二机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时任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郭沫若还聘我为副教授，韩铎、沈俊雄为讲师，到科大讲授反应堆理论。我们在科大讲完课后回到原子能所471室再给大家讲课，包括反应堆物理、热工、结构、自控、动力装置等，两年里把我们50多个外行都变成了内行和骨干。在核潜艇“下马”的这几年里，我们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互帮互学，使核动力的研究工作“细水长流”不断线，人员不流失，为以后核潜艇正式研制打下了技术基础，搞出了设计方案。如果当时没有留住这些人，要想搞好核潜艇也是比较困难的。

      那时我国还没有普及计算机，都靠计算尺和一台老式手摇计算机进行数据计算。我至今保留着一把德国造的手拉计算尺，这把计算尺一直用到计算机比较普及为止。

      1964年，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便被进一步提到了日程上，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我当时是陆上模式堆的技术负责人。保留下来的那些同志有了用武之地，大部分都投身于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制中去了。

      记：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请问你们搞核动力能否借鉴当时原子弹爆炸的成功经验呢?换句话说设计原子弹和核动力系统的关键技术有什么不同?

      彭：可以说原子弹与核动力没有什么关系，首先是它们的结构完全不同，完全是两种设计概念和两种设计方法；第二是核动力的使用环境和安装环境更为苛刻，要考虑恶劣的海洋环境和受到总体性能的限制；第三是研制原子弹和研制核动力是两个研究单位，研究人员也是两套班子。所以，在技术上我们借鉴不了原子弹的经验，我们国家的核动力完全是从零开始的。当然了，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两弹精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记：核潜艇的关键在于核反应堆，当时是先搞陆上核反应堆，后来才在艇上安装试验，而且据说是您提出的陆上堆与艇上堆同时并进的方案。

      彭：核动力装置是研制核潜艇的关键，它是一项技术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为了检验设计的正确性，确保核动力装置的安全可靠与运行性能，一般在建造核潜艇之前，都要按艇上的实际大小在陆上建造一座模式堆，以进行各种模拟试验，同时培训运行和维修人员。我们在进行陆上模式堆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做好艇上设备的订购，并在陆上模式堆一建成试验成功便开始艇上的安装，而不是等陆上全部试验完成。这样，在陆上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艇上。这种齐头并进的做法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否则，要等陆上堆的试验全部搞完了，再去建艇上堆，然后再培训人员，那我们的核潜艇什么时候能下水?

      记：在陆上核反应堆中所面临的关键技术和困难一定不少吧?您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当时有没有一些可以参照的对象?

      彭：我们在设计潜艇核动力模式堆的时候，条件较差，一无象样的技术资料，二无必要的实验设备和现代化的计算工具，大量的计算工作都主要依靠人工完成，借助台式计算机完成一种方案需要好几个人连续工作一个多月。当时我们主要参考的是苏联“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德国“奥托汉”号核动力矿砂船和美国“希平港”核电站的一些照片及零星的相关报道。我们凭借着学到的知识硬是靠自己钻研，终于在1965年7月将核潜艇动力堆的陆上模式堆设计方案上报中央专门委员会，并很快获得批准。

      当时有人在技术问题上提出一些疑问，特别是有一次设计中出现物理计算失误，造成反应堆控制棒的数量不够，这将会造成反应堆在冷态下控制困难，如再重新设计，势必要影响整个工程进度。有人就说“彭士禄设计的反应堆会爆炸，不安全”，这时我们果断地在反应堆内采取补救措施，增加了可燃毒物棒的数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正式提升功率试验之前，经过零功率的试验，研究对比国际上十几个模式堆的运行经验，大胆修改不合理数据，凭着学到的知识，敢于承担必要的风险，及时地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确保了陆上模式堆的试验运行安全。但是，强调安全也要有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就会物极必反了。比如，为了反应堆安全再安全，开始设立反应堆停堆信号的数量过多，动不动就紧急停堆，无法连续运行下去，将来核潜艇也无法执行作战任务。为此，我们实事求是，大胆砍掉了近一半的停堆信号，做到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运行，事实证明，这些改动都是合理的。

      记：听说您有一个绰号叫“彭拍板”。我们知道核潜艇设计从零开始，问题是方方面面的，随时都要有人站出来对问题作出决断。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该说拍板拍错了还会面临政治上的风险，而您为什么那么有底气做这个”彭拍板”呢?
 彭：在技术上我是敢干的，敢于负责的，我提倡技术讨论甚至争论，这样可以发现问题，减少失误。有不少在技术上和我争论很激烈的同志，现在我们仍然是心心相印的朋友。

      由于我做事果断，看准的就拍板决定，所以，自从搞核潜艇后，人家背后就叫我“彭拍板”。但我并不是盲目地拍，对一些试验、运行中的主要数据，我都要亲自计算。我敢于拍板的基础有四点：一是概念要清楚，二是定义要确切，三是数据要准确，四是为了给国家争气要无私无畏。我经常对大家说：“干对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我负责”，但你们要拿数据和我讲话，所以大家都愿意和我一起工作。

      记：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彭老总，您也会有拍板拍错的时候吗?

      彭：有。有一件事我忘不了，就是核潜艇在码头试验时，反应堆的循环泵密封出现泄露，我拍板决定改为新的密封结构形式，结果由于认识不够，失败了，以后又回到原来的结构上，稍加修改解决了问题。但我的原则是，拍错了立即改过来，将损失减到最小。

      在我们的努力下，1967年，陆上模式堆完成扩大初步设计，1969年完成施工设计图，1970年安装完设备、部件，并于当年如期达到满功率运行，开始各项试验。直至1979年，共经历了9年的全寿期运行试验，消耗了一整炉核燃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9年里，在物理、热工、控制、化学试验以及屏蔽、剂量、振动、噪声、应力测试等方面，共进行几百项试验，取得了所有完整的数据。

      记：陆上模式堆的建立和试验成功对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建造有哪些帮助和借鉴?在核动力的安装上如何协调与潜艇总体的关系?

      彭：就在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并顺利达到满功率运行的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艇体也胜利建造完工下水，并开始在核潜艇上进行核动力装置的安装试验。我带了几十个人，从大西南赶到东北的造船厂继续指导核动力在艇上的安装、调试。由于陆上的核动力装置比艇上的核动力装置先行一步，许多问题都在陆上试验中暴露并及时予以解决，为核潜艇的核动力装置提供了大量参考依据，所以仅用了一年就完成了艇上核动力装置的安装调试、试验任务。由于核潜艇的耐压壳体不可能做得很大，在尺寸上我们和潜艇总体配合非常密切，核动力装置的大小满足潜艇耐压壳体的直径要求，尽量做到小型化和紧凑布置。在动力装置试验中，也出现过意想不到的事故，如核潜艇蒸汽发生器多次出现故障，只得更新，我们认真查找原因后，修改了水质控制系统，至今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故障。经海上试航证明，我国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主要性能和参数都达到了设计要求，1974年交付部队使用。这是继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后，我国核技术和核工业发展的又一重大成就。核潜艇核动力装置是在没有国外资料、技术，没有任何外国设备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研制出来的。

      记：1979年，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任命您为核潜艇总设计师，这要求您除了核动力以外，其它专业也要负责，如惯性制导装置。鱼雷、卫星导航、通信等，请问您在做总师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和协调多种专业和项目带来的问题?

      彭：我前面讲过，我本是学化工机械出身的，在留苏前，我在工厂也做过炸药的试验和生产。这些知识与实践的储备在做总师的时候都派上了用场，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惯性制导装置在装艇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安装不上，这个时候如果重新设计再安装，那时间来不及，我就和技术人员彻夜研究，终于想了个法子，在结构上稍加改动，就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可以说方方面面都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个时候是最考验总设计师的时候。

      我也跟着潜艇试航，做技术保驾。有些水下试验是比较危险的，临行前，我就半开玩笑地对我的老伴说：“相信一定能成功，但如果万一喂了王八，你可别哭”。

      在我们的努力下，1983年我国又成功地造出了第一艘战略导弹核潜艇，看到核潜艇不断发展，我的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

      记：除了一线的广大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干部为核潜艇奋力拼搏外，就象“两弹一星”一样，中央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特别保驾护航应该是促成核潜艇成功的关键因素吧?

      彭：确实是这样的。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陆上模式堆和核潜艇建设极为关心，扫除了在研制试验过程中的种种障碍。特别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严重影响和干扰了核潜艇以及陆上模式堆的建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67年8月，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出了确保核潜艇研制进度的“特别公函”。聂荣臻也一再强调核潜艇“只能提前，不准推后，要抓紧，要落实”。1968年7月18日，毛主席指派部队参加陆上模式堆的建设。在模式堆启堆前，周总理两次听取现场人员的汇报，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核潜艇试验试航中周总理也都要亲自过问。中央采取的一系列紧急措施和所作的重要指示对核潜艇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至今难忘1970年7月我们向周总理汇报陆上模式堆运行前准备的情景，那次汇报后，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并一直激励着我做好核动力工作。

      记：彭院士后来主抓大亚湾核电站工程和秦山二期核电站工程，能简单谈一谈这方面的，隋况吗?

      彭：我今年82岁了，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我是1983年去的大亚湾核电站，担任核电站的筹建总指挥，可以说是“军转民”。大亚湾核电站是引进法国和英国的，我到大亚湾后，首先把外商提供的核电站的100多个主要参数核算了一遍，做到心里有底；我还自学了经济学的有关课程，对核电站进行了经济计算，分析了它的投资经济效益，提出了核电站进度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的具体数字，强调了核电站时间价值的重要性，据此提出了进度、质量、投资各项强劲措施并亲自写了“大亚湾的经济效益”报送中央。

      曾经有个美国的核潜艇专家问我，你们的核潜艇都造出来了，为什么造核电站还要买外国的?我当时告诉他“核电站的设备一般都比核潜艇大，我们的设备制造能力没那么大。这就像我国的乒乓球打得不错，为什么足球老踢不出去一样?”

      我深深知道，搞任何一项核电工程，既要懂设计，又要懂经济，还要懂辩证法。如果不懂设计，我们就不能“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建设核电站；如果不懂经济，核电站延误一天，损失多少，你心里就没数；还要懂辩证法，否则你就管不好这个工程。从1988年起，我又担任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首任董事长，亲自计算了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参数和有关经济数据。我在从事核电站和核潜艇工作时，胆子太大，不善于请示，可能得罪了一些人。但我认为在技术问题上既然让我负主要责任，不能什么大事小事都推给上面，如果那样要我这个技术负责人干什么?所以我在技术问题上喜欢拍板的“毛病”一直就没有改过。我认为只要拍对90％就行，不能因为害怕拍错板就缩手缩脚，那样必然影响整个工程建设。我的女儿说我的眼睛是“斜下视”，像垦荒牛，只知道干活，我正好也是属牛的，可能有点犟脾气。大亚湾的—个炊事员送给我一个“垦荒牛”的模型，我至今珍藏在家里。
     
      记：请问彭院士，核电站和核潜艇的核反应堆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彭：核电站中的核反应堆和核潜艇上的核反应堆在原理、结构上基本一样，目前世界上的核电站与潜艇核动力绝大多数都采用压水型核反应堆；所不同的是潜艇上的反应堆产生的蒸汽主要不是用于发电，而是用于驱动螺旋桨。但是，因作战的需要，对潜艇上的反应堆提出了一系列的特殊要求，比如体积尽量要小，重量要轻，有高度的灵活性，要耐冲击、耐摇摆、耐振动，特别是要有高度的安全可靠性能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的难度。但是，由于核潜艇发出的功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用于推进，较之核电站的33％要低得多，这也就是核潜艇不把经济性放在首位的缘由。

      总的来说，在安全的前提下，核潜艇更注重实用性，核电站更讲求经济性。

      无论是建造核潜艇上的反应堆，还是核电站里的反应堆，都必须要有两个基础，一是国家要有天然铀矿，二是要有浓缩铀技术。简单讲，有了铀矿就相当于找到“米”了，不然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铀矿里的铀-235含量太低了，只有千分之七，必须提炼浓缩到百分之几才能使用。

      当前伊朗核技术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用于浓缩核燃料的离心机，也就是具备了核燃料的浓缩技术，这就意味着可能具备制造原子弹的能力。

      记：有人对核反应堆不了解，一提到核反应堆就联想到原子弹，产生恐惧心理，请问原子弹和反应堆有什么区别?

      彭：说到原子弹，我在大亚湾核电站时，香港人就曾问过核电站的安全性，有人还提到反应堆会不会像原子弹一样爆炸?让我去答辩。其实原子弹和反应堆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原子核的裂变原理。但原子弹的核燃料浓度达到90％以上，是反应堆核燃料浓度的三四十倍；另外原子弹一经发生链式反应就是不可控制的，而反应堆的链式反应是可控的。每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都会打个比方：核电站相当于啤酒，酒精浓度只有3％到4％，而原子弹相当于高浓度酒精，高达90％以上。酒精可以燃烧，而啤酒不会，所以核电站不会爆炸。

      所以说核反应堆是很安全的，轻易不会发生大的事故，更不会像原子弹那样爆炸。特别是全世界都吸取了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惨痛教训，加强了核安全的监督和管理，至今世界上有400多座核电站、几百艘核潜艇都在安全运行着，核反应堆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另外火力发电站烧煤的污染是很大的，煤的用量是核电站核燃料用量的10万倍；风力发电又受风力大小的制约。核电站非常优越，是最干净的电站，不排放有害气体，没有炉渣，不受环境影响。

      记：彭院士，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您能为晚辈们提点希望吗?

      彭：我从事核动力工作几十年，体会到核潜艇和核电站的研制成功，靠的就是“两弹一星”精神，靠的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创新，希望我们大家能继续学习和弘扬这种精神，预祝我国的核事业蒸蒸日上。我虽已年过八旬，但我愿意继续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谢谢你们的采访。

彭士禄院士简历：

      彭士禄，核动力专家，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系中国农民运动先导者、革命烈士彭湃之子。1940年被送到延安，并在延安读书和工作，后来在阜平、石家庄等地工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和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毕业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装置专业深造，1958年4月回国，曾选后任原子能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舰船研究院副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核潜艇总设计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大亚湾核电站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核工业部总工程师。1989~1992年担任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首届董事长。现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

      1986年，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我国核潜艇研究院设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为表彰全军优秀总设计师颁发的《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突出项献的荣誉奖》；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进步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