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一位瘦小精干的广东人，爽直乐观又沉默寡言、腼腆内向，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身上燃烧着一团火，这团火，是那样炽烈，那样熊熊不息！

星星火种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同志，1922年领导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并创办了农民讲习所。1927年在海陆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后来，彭湃同志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不幸于1929年被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彭士禄的母亲蔡素屏在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后，即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要斩草除根，年仅4年的彭士禄也在敌人的搜捕中。他是烈士留下的一把根苗，是革命的星星火种。老百姓悄悄地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了他。先后有20多位父母收养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他增添了更多的母爱。在潘舜贞家时，他唤潘舜贞为姑妈。姑妈待他特别好。

      当时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鹅肉，她叫彭士禄吃肉，却叫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小士禄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和小姐姐分着吃。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8岁的彭士禄与姑妈一起被捕，在狱中他又遇到另一位住在山顶的阿妈，他和两位妈妈一起坐牢。牢房的难友们知道他的身世以后，共同凑钱给衣服褴褛的小士禄做了一件红格子上衣、蓝格小布裤。女牢里有位大姐常给他讲红军的故事，讲红旗，她说红色意味着革命斗争的烈火，意味着人民群众赤诚的心。士禄穿上红格子衣服，铭记着红色，心中燃烧着不熄的火焰。当年，反动派的《南山剿匪记》和《广州民国日报》中刊登的“共匪彭湃之子被九师捕获”中的照片，就是彭士禄穿着这套难友们为他捐赠的衣服照的。

      彭士禄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总是说：“我是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老百姓对我这个烈士遗孤好极了，他们自己没吃的，却让我吃饱。有的人为掩护我坐牢，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丈夫或儿子。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价才保护下来的呀！我对人民永远感到内疚，无论我怎样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待我的恩情。”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彭士禄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力量的源泉。

      这段历史还铸造了彭士禄最基本的性格：善良、正直、大公无私。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过“私”字这个概念。在延安中学时，发了津贴，他就买红枣大家一起吃；今天你吃我的，明天我吃你的。三十多年以后，他当了副部长，东西还常常被拿去“共产”，从鞋子、衣服、打火机到烟、酒、茶，谁需要谁就拿去。

      难怪广东的侄女托人给他带月饼来，特别写明由他爱人收，不让他拆封，怕他又“共产”了。他总是关心别人。在四川，一位同志家庭生活困难，他送去了150元；在武汉，一位技术员的母亲去世了，他也让妻子送去100元；他出国回来，彩电票和美元让给司机去买；一位出色的技术工人患了心脏病，要见老领导彭部长，他得知后立即驱车百余里前去探望。

“干，就一定要干好！”

      1940年周总理派副官龙飞虎将彭士禄接到重庆又转送到延安。刚到延安时，彭士禄不会讲普通话。青年干部学校参加下乡宣传，演话剧，导演让他扮演国民党兵，说只要他抱着枪从舞台一边跑向另一边就可以了。彭士禄当时却怎么也想不通：“我从小受国民党迫害，我怎么能演国民党兵呢？真倒霉！”但转念一想，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需要我演，我就得演好！于是他认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也许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一到延安，他就显得很成熟，性格内向，不大活泼，有些腼腆。和他先后到达延安的那一批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虽然也都穿上了灰军衣，个个成为一名小战士，却时而露出孩子的天真和稚气。他们无拘无束，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大都是中央首长家中的座上宾、小食客。这中间却很少见到有彭士禄，他独自一人留在学校里自己读书或劳动。周总理、叶帅、蔡妈妈、帅妈妈等许多领导同志都很关心他，经常叫他去玩，他却很少去；他不愿意给首长们增添麻烦，更不肯去分食他们仅有的一点营养品。有一次，邓发、贺龙同志在党校吃狗肉，专门派警卫员来叫他，他才跟着去了。

      刚到延安中学读书时，彭士禄学习很吃力，因为他过去只读过两年书，上课都听不懂。但是他这个人有个倔脾气，不干则已，“干，就一定要干好！”他的数学基础差，没学过几何就要学三角，什么sin、cos，弄得他都糊涂了。他着急地问老师：“为什么叫sin、cos？”老师反问他：“你为什么叫彭士禄？”告诉他，三角公式要下功夫死记硬背。于是他刻苦努力，终于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优秀”的评语。当年背的三角公式至今还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现在，他脑中储存、排列和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然而他说，基础是在延安中学打下的。

      彭士禄有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理解以后再记忆，弄不懂决不囫囵吞枣。对一个问题，他常常举一反三，反复思考，反复演算，反复验证。    彭士禄所在延中二班的同学，大多是烈士子女、干部子女，也有“小八路”，年龄参差不齐，有的还不懂学习的重要，往往时间抓不紧。彭士禄担任第四组组长，第四组成了全校的模范小组。他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照检查自己。彭士禄在小组会上说：“我们的父母亲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对得起党？”这番话打动了在座的每个同学。黄鲁流着泪说，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要大家看他的行动。林汉南决心改正不注意听讲的毛病。同学们还提出了“互相帮助、有问必答”的学习方法。大家在课下一起研究问题，解答疑难，做到把老师讲的每堂功课彻底消化。这样就解决了他们之间程度不齐的问题。同学们热情高涨，齐步前进。

      第四组在全校是学习模范，劳动和团结也是模范。那时在劳动生产中一般同学纺毛线半天可纺二三两；彭士禄、黄鲁给纺车加上加速轮，半天就可以纺半斤线。彭士禄除了做纺车，还拢马尾巴做牙刷，自制牙膏等等。第四组同学互助好，男同学为女同学下山打水，女同学给男同学拆洗被子、补衣服。他们的三架纺车一齐转，一周就纺了8斤毛线。谁的衣服单薄就先给谁织毛衣穿。那一年，他们每人都穿上了毛衣，还戴上了毛手套、穿上毛袜子，暖暖和和地过了一冬。彭士禄开荒种地不怕吃苦，老实肯干，像一头老黄牛。细活他也样样在行，从打草鞋、做布鞋到织毛衣、绣花。他还自己动手制做了胡琴、三弦和小提琴。他说：“我不会跳舞，见了女同学就脸红，我当个吹鼓手吧！”因为学习、劳动样样突出，彭士禄和陈涌岷被选为模范学生。

      彭士禄的第四组的事迹很快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在延安各学校形成了一个学习的热潮。怪不得40年以后，曾在延安保育院学习过的一位同志遇到彭士禄时打趣地说：“你就是彭士禄呀！你的大名我们早就知道了。当年你可把我们整苦了！”原来，40年前延安保育院的同学年龄小，大都淘气，不知道好好学习，为此，老师叫他们学习《解放日报》上那篇通讯，还要求他们背诵，把他们搞得好生紧张。

“人不怕死，就死不了！”

      1939年，彭士禄才14岁，听说广东东江纵队打仗勇敢，他就和堂弟彭科悄悄从彭泽民先生家中逃出来，离开香港，到东江纵队当了一名战士。不久身体瘦弱的彭士禄患了疟疾。地下党多方寻找，才把身患重病的彭士禄接回香港，给他治病。

      1940年，彭士禄好容易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又是先学习，他早就按捺不住心中那团火了。他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一心想工作，想革命，老让我学习干什么呀？”1942年，由于战争的需要，从学校调一批人到中央医院当护士。彭士禄自告奋勇首先报了名。他立志要做一名好护士，然后做一名好医生，为战士服务，为革命服务。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都去当了护士。

      彭士禄在内科、外科、妇科、传染科都学习和工作过。其中还有一件事让他很得意呢！他说，贾芝老师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抱到这世界上来的。四十多年以后，他向贾芝老师说：“我是第一个抱你的女儿的！”语气之中还似乎有一种自豪和神秘感。

      而贾芝同志对这件有趣的事过去竟一无所知呢！在医院里，他每天给伤员病号端屎端尿，洗衣喂饭，不怕脏、不怕累，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然而，他的身体也累垮了，经常吐血，经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结核。当时缺少医药，肺结核在那时被认定是不治之症。医生嘱咐他不能游泳；不能晒太阳，不能爬山。彭士禄的想法不同，他偏不信邪，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他不怕死！游泳照游，爬山照爬，太阳照晒，没想到两个月后病倒好了。他说：“人不怕死，就死不了，这是一条真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与他同时住院的一名战士患了气管炎，被误诊为肺结核。这位战士知道在当时这是不治之症，非常害怕，天天在那儿等死，瘦得皮包骨，眼看就不行了。一天，来了一位高明的医生，说他并不是肺病，而是气管炎，他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不久，病就好了。可见心理作用很大，怕死没病也会吓死。

      蔡畅和贺怡同志知道了彭士禄患病的消息，非常着急，先后赶到医院去看他，问他为什么不告诉她们？还问他当护士为什么不事先征求她们的意见？她们让他病好了就赶快回学校读书。

      但他病好了后仍不肯回校，还留在医院干。最后是中央组织部下调令，调他到桥儿沟延安中学学习，才结束了他这一年半的护士生涯。到延安中学后，彭士禄又成了模范学生。194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七大党章规定党员要有候补期，由于彭士禄表现突出，破例免去预备期，1945年8月1日，他一入党即为正式党员。

      30年后，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彭士禄，还是那种不怕死的性格。他一头扎到工地上，简直把命都豁上了。他患有胃病，胃疼了二十多年，但从不看病，只顾工作，毫不顾及自己。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彭士禄病了，他胃疼得厉害，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汗水湿透了全身。他被抬到工地医务所，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领导和同志们焦急万分，立即与北京联系。北京闻讯后，由海军首长派专机将海军总院外科骆主任和麻醉师送到工地。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手术时，医生还发现他的胃上还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

      医生说：“彭士禄的忍耐力太强了！”他还是那句老话：“不怕死，就死不了！”特殊的性格锤炼了他的忍耐力，也铸造了其特殊的生命，他确实死不了。手术后第三天，海城发生强烈地震，他被同志们用担架抬着抢出来，送上飞机回到了北京。在海军医院住院仅仅一个月，他又开始了他那超负荷的工作。医生要他少吃多餐，一天4～5餐，他哪有时间，一上班就又仍然是三餐普通饭；也怪，他的身体接受了，适应了。

“怕困难，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嘛？”

      彭士禄从小有一股敢于冒险的精神，只要对人民有利，他就肯去冒险。还是在他患肺病期间，医生给他的三条禁令中有一条是不准游泳。那年延河正发大水，一位老太婆的孩子冲到了河里，彭士禄听说后，凭借从小练就的一身好水性，他潜入深水中，几次潜水，终于捞出了孩子的尸体。老太婆非常感激他。彭士禄后来说：“我喜欢见义勇为，喜欢帮助弱者，我潜下水去就是捞不着心也安了。因为我尽了责任。这个风险值得冒，必须冒，我喜欢冒风险！”“冒风险”也是彭士禄一个突出的性格特征。他常常说：“干事业，哪有不遇到困难的？怕困难，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嘛？”1958年，中苏关系紧张时，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我们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彭士禄同年回国就到核工业部工作。

      1965年，周总理批准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彭士禄作为总工程师亲自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风险，还有什么创新呢？”为此，彭士禄得了一个雅号：“彭拍板”。在选用我国反应堆工作压力时，他不迷信成功国家的数据，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周密的计算，把200个大气压降为140个大气压。他冒着风险拍板了，事实证明他对了，后来，那个国家也调整了自己的数据。模式堆最后一道安装工序发生公差，彭士禄领着“敢死队”奋战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后一只元件盒入堆。然而有人谈堆色变，担心会发生爆炸。面对全国2000多生产厂家和研究所研究制造的这些设备，谁敢承担这个风险呢？周总理再三嘱咐：“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苛，万无一失，一次成功……”这话语重千斤，责任与义务都不容推卸。彭士禄经过反复核算论证，又拍板了。在安装焊接出现问题，有人提议报废时，还是彭士禄拍板，不惜一切代价抢修，又是一个星期的不眠之夜。1970年8月，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满功率运行。1971年8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驶向大海。谁能知道在这6年的研制过程中，作为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的彭士禄拍了多少次板？承担了怎样的风险和责任？有人说，彭士禄天不怕、地不怕、胆子撑破天。是的，为了事业，他胆大包天，他从小默默地承受着与他的年龄、与他瘦弱的身体不相称的重任和磨难。总是这样超负荷地运转，就是机器也报废了，何况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常人？他为什么不声不响，从不诉苦呢？难道他没有苦闷、思虑和怀疑吗？他爱喝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莫非他在拍板的时候也有几分怯懦和犹豫？也许他也在寻找一种力量和支持呢？武松如果不是多喝了几碗酒，醉闯景阳岗，也未必能赤手空拳打死那只猛虎，苏联撤走了专家，中国一无技术设备，二无片纸资料，三无前人经验可循，士禄怎么就敢在这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屡屡拍板呢？那不可能是十拿九稳的拍板，他说有七分把握就拍板，那剩下的三分力量又从哪里来呢？我总觉得这似乎和酒有点什么奇妙的联系，这里的奥秘还有待于研究酒文化的人去揭开。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徐特立同志在延安革命教育工作中曾提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原则。延安中学的师生正是遵循这样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培养了一代青年。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彭士禄一直把这三条作为他做人的准绳。

      彭士禄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妻子和一双儿女，妻子为他掌管着一切，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妻子心脏病严重，几次病危都悄悄住进医院，不肯打扰他。他忧心如焚，时刻惦念着爱妻，然而却无法陪伴和照料她，尽一个丈夫的责任，他照样得出差，照样要去工作，他认为那里更需要他。他无暇顾及这个家，他心中只有工作和事业。

      在彭士禄搞核潜艇最紧张、也是最关键的日子里，他的96岁高龄的祖母——彭湃同志的母亲，为革命献出了6个儿子和媳妇，却被污蔑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弟弟彭洪被拉回海丰批斗几十次，“自杀”身亡；曾与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堂弟彭科的首级被造反派悬挂在海丰县城楼上达3天之久。这消息太残酷了。彭士禄本人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三代人牺牲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然而耻辱和冤屈没有压垮彭士禄，他没有吭一声，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他一天也没有离开他的事业，一时也没有忘记核潜艇。他曾几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但却只字未提自己家中的不幸。周总理和彭湃是好朋友，1924年总理从法国回到广州，是彭湃到码头上去迎接的，还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总理住。总理和彭湃同志一起领导南昌起义，一起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彭湃牺牲时，总理悲痛万分，发出了告全国人民书。彭士禄一家再次遭到非难时，他却悄悄地瞒着总理，不忍让日理万机的总理为自己的家庭操心。总理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情况，立即把他的祖母从海丰接到广州，保护了这位革命的老妈妈。在一次会议结束时，总理紧紧握住彭士禄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

      彭士禄天不怕，地不怕，是一名铮铮铁汉，然而在荣誉面前，他却那样腼腆，那样羞涩，总是藏着、躲着。他经常忙碌在工地上或出差在外。参加国家科学大会时，稀里糊涂被叫去开会，他还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受奖者。后来，他又一次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从不追求名利，不考虑个人得失，然而荣誉却悄悄地公正地来到他的身边。

      从1939年彭士禄跑到东江纵队参加革命开始，50多年来他没向组织提出任何一点要求。别人住房越调越大，他却说自己家人口少，主动由7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什么时候长工资，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他一概不知，也不打听，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58年回国定级至今他只调过一级，他绝不伸手。他说：“党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他给不少单位当顾问，但从不领取报酬，他说：“对国家有利，不比那几分钱更有价值？”

      彭士禄火一样的精神，曾在那个真理被扭曲的年代，激发了核反应堆工地上8000多人心中的爱国热情。这支队伍中有“臭老九”、也有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有走资派、保皇派，也有造反派和逍遥派。大家统一到一个大目标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718”批示，于是奇迹发生了，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仅用了6年的时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了。在外国人眼里这不能不是一个谜。其实谜底很简单，就是无数像彭士禄这样的科技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结果。

      核潜艇成功了，彭士禄跟着又投入了研究和创建核电站的工作，大亚湾和秦山都有他坚实的足迹。彭士禄已经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但他的脚步仍旧没有停下来，他仍然日夜奔波着、劳碌着。他说：“我父亲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开创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纪元。我远不如我的父亲，我要学习他的精神，为中国核动力事业拚搏，甘当中国核潜艇、核电站的开山、铺路人，甘当老黄牛。”是的，他是属牛的，牛一样的性格，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汁，他与人无争，与世无求，默默地耕耘着，奉献着。
 
彭士禄

      男，延大中学部二班学生。延中模范学生。1951年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后又入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原子能动力专业，1958年毕业回国。曾任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船舶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总负责人，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现任核工业总公司顾问，秦山核电站联营公司董事长。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总设计师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