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核电站建设过程中，彭士禄做了三件开拓性的工作。一是在70年代初，我国开始研制核电站，原采用125MWe的熔盐堆方案，彭士禄通过科学论证和调研，认为这种堆型难于操作运行，更无法维修，技术上不可行。他在搞核潜艇的同时，挤出时间亲自计算了主参数和设备选型，并率领几十名科技人员对全国各地设备制造能力进行调研，提出了300MWe压水堆核电站方案。该方案后被采纳，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第一座秦山核电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过一年后美国宣布熔盐堆下马，至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用熔盐堆作为核电站方案。二是1983年春彭士禄在完成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批量生产后，调离核潜艇总设计师岗位，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厂筹建总负责人，他主持了大亚湾核电站的前期工作及与外商的技术经济谈判。他亲自计算了核电站的主参数，对大亚湾核电站进行了经济计算，分析了它的经济效益，并提出进度、投资、质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和措施。于1984年向中央有关部门写出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提出了工程进度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工程推迟一年投资将增加3.5亿美元，提出了核电站时间价值观念的重要性。促进了大亚湾核电站早日建成投产。三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年，彭士禄被任命为秦山二期核电站的董事长。他力主“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具体领导了2×600MWe压水型核电站建设的前期工作，亲自计算了主参数和设备选型，后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对投资、上网电价、回报率、还贷期限、净利润收入等均给出了定量数据，并主持完成初步设计。他不仅是核动力专家，而且在技术经济分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彭士禄也很重视教育工作，60年代初被聘兼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副教授，亲自编教材，讲授反应堆热工水力计算课程，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核动力专业人才，有的现已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