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反应堆工程专家彭士禄

祖慰  林普凯

        北戴河。傍晚。海面镶上了现代光亮派建筑用的反光玻璃，呈现出从未见过的蓝色温柔的辉煌。呵，超常的色彩！我和中国社科院的叶廷蓄谋副研究员倘徉于金色调的海滩上。海向我注入直觉美，叶向我注进理性美。

        “现代主议艺术纷杂得像海浪一样不确定”，他散淡地聊着，“可是不确定的海浪构成了确定的海，不确定的现代艺术呈现出一种确定的创作方法——不同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命名为‘泛表现主义’方法。现代艺术家们不再喜欢把现实的经验世界来一番主观的夸张，或来一番典型化的浓缩，而是刻意拓造一个超验的世界来感性显现现代审美意识。卡夫卡的由人变的甲虫与常人共处的世界，勋伯格十二音序列音乐世界，全是超验的。”

        “啊，对，太对了！一团乱麻似的现代派艺术，一下让你的‘超验世界’统摄起来了！”我因顿开茅塞而石喊叫起来，但我的语调忽又冻缩一团：“老叶，你的理论不是在砸报告文学家的饭碗吗？报告文学写的是真人真事，是完全彻底的非超验世界。我这次来到北戴河，正准备采写一位列入英国1987年出版的《WHO`SWHO》（《杨界名人录》）的彭士禄呢。他是我国核潜艇的第一任总设计师，是我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为此，他荣获国家科学大会奖，和黄旭华、赵仁恺等十人一起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许多人还告诉我，他的‘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思想品质以及‘以最简单的公式得到最大信息解’的思维品质很值得写。可是，写下来不都是非超验文字吗？这还有什么现代文学价格？唉，老叶，你把我推到两难心理的沼泽地里了：你的理论，在我的心目中越确定，我写这篇报告文学的决心就越不确定……”管它确定不确定，预约好的会见必须确定地前往。

        看来我得穿“社交礼服”去，因为穿戴什么是由自己的社会角色及会见者的社会角色而定的。听说，他曾被郭沫若聘请为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教授，海外报刊都说他有学者风度。还听说，他曾当过六机部、水电部的副部长，还是中国中央候补委员。这样的社会角色还能不讲究官司场上和学场上的礼仪吗？总而方之，我衣冠楚楚地去了。

        一进门一看，同我的反差太大了：他穿的是短裤、背心，鞋袜全无。——原来是位太没讲究的“短裤教授”、“赤脚部长”！

        他伏案在算什么，头也没有转地向我扬了扬手，把我冷落十几秒钟之后才光脚走过来。一旦走过来，恰似一个满功率的核反应堆高压的炽热。他说：“对不起，我正在算个参数，所以——”睿智而热情有度的叶秘书补充说：“他正在为60万千瓦核电站进行计算。他只要一进入计算，世界就不存在了，谁说什么，谁喊他都听不见，恐怕在他身边爆炸原子弹，他可能还要算完了一个方程才跑！”哈哈一阵笑，显现出了他和秘书之间罕见的轻松关系。中秘书笑完补充说：“彭部长对下级不仅平等，还共产。亲戚送给他的礼物，我们可以分，工厂的工人朋友见他的打火机好，就‘偷’走了，他出国回来，把彩电票及官价美金让给司机去买。有一次，他广东的侄女托人带月饼来，知道他爱共产，特意把地址写成由他转他爱人收，不让他折封——”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他连连打断，请叶秘书给我和他各沏了一杯茶，他自己又拿了两个杯，给我和他各斟了一小杯法国白兰地“百事吉”。“用热茶伴着冷酒喝，太别致了。”我说。

        他嘎嘎一笑（他的笑声也像核反庆，连锁而爆发），说：“好几年前的一天早晨，我爱人——你就叫她马大姐吧——看我发愣，问：‘你想什么？’我说：‘想我的第一夫人。’马大姐说：‘哦，想小玛莎（小玛莎是马大姐留学苏联时的俄文名字，她姓马，依据姓名，就谐音成玛傻。彭比她大9岁，就叫她小玛莎）。’我对马大姐说：‘不，我的第一夫人是核动力。’马大姐说：‘好，为这个我让。第二夫人该是我了吧？’我说：‘不，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你。’马大姐拧了我一把，说：‘我是第三夫人？不干，离婚！’我说：‘好好好，小玛莎升为第二夫人！’你马大姐对我的事业没说的——”

        我插话：“有句谚语说：在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近乎完美的女人。”

        “对！太对了！”他有个习惯手势——翘大拇指。我发现他在讲“第一夫人核电力”时只翘了右手的大拇指，可他在讲“第二夫人小玛莎”时，两只手的大拇指便翘了起来。他又说：“为了抽烟喝酒，在家老挨批。为这，马大姐打过我3拳，拧过我10把。马大姐说：‘这算说什么，我还亲过我一千次呢！’酒，我一天只喝一两，有度，有利于创造。有位香港记者问我，为什么大亚湾核电站不会爆炸？我说，核电站是啤酒，铀—235才含3%，而原子弹是纯酒精，铀—235含93%，用火柴占酒精能着，点啤酒就不可能着。哈，是酒给我的灵感。烟，我准备在年底以前戒掉。”

        没想到这位部级干部第一次同我谈话一进入就是“老朋友话题”，我赶紧在本子上记下来。

        “别记，别记。你不要写我，不然我就不谈了。”他开始干预了。“我答应约见你，就因为看过你的作品，觉得你我很合味。我62岁，属牛。从你的自传文章知道你也属牛，小一圈。两头‘牛’相会，你就当我的小弟弟。”

        我停止了记。想起叶廷蓄谋副研究员的“超验世界”理论，觉得不记不写也可以。他看我停下笔，情感的热核反应更烈了，说：“不是我爱拜兄弟，是我这个人本来就有几十位父母，上百个兄弟姐妹……”

        他讲起了他的童年。他的父亲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彭湃。母亲在他3岁那年牺牲了，父亲在他4岁时就义。他成了孤儿。地下党把他寄养在拥护红军的穷苦人家。为避免敌人“斩草除根”，他一个月甚至几天换一个家。第进一家就改姓换名，就认父认母认兄弟姐妹。他不知换了多少家，姓百家姓，穿百家衣，吃百家饭。他5岁当小佣人，8岁被捕入狱，后来当过乞丐，为求生存，他放牛、打柴、种地、绣花……

这不是一个“超验”的童年吗？我想。因为父母是革命烈士，他正常的人生生活链被切断了，开始非生活逻辑化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超验”的童年。哦，不仅是童年，似乎他在62年来的人生社会角色链也是“超验”的，是一个奇特的行列式：

        啊哈，彭士禄让我发现了一条“文学新原理”；真实的报告文学也可以是“超验”的。全世界有几个人像他那样有那么多父母兄弟姐妹？全世界有几个人像他那样担任过那么多社会角色而最后竟会成为核动力专家？全世界有几个人像他和他的万千同事们在那么差的条件下搞成核潜艇？（报载：“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军事界、政治界、科技界、新闻舆论界认为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这些不都是些不合正常逻辑的“超验现象”吗？

        对不起，彭大哥，我可顾不得你反对了，这篇报告文学非写不可了！谁叫你的事业和人生有“超验现象”的呢！

        于是，我们甩开彭大哥去采访各种人，像试验超导材料一样去开掘他的“超验现象”——超验，本来是康德的哲学用语，指一切超出经验认识范围的东西。后来有的文学家把超验借用于文学，意指超现实的文学世界，如神话、魔幻、荒诞等。我们在这里再借用，当然不是指康德说的什么“自在之物”了……

        “有人说，不少知识分子的性格基因是藤本植物，不是依附权力，就是依附资本，或者依附权威。我看彭士禄不是藤”，在他搞核潜艇初期，他的人格、智格就是‘灌木’。”

        在他之前有个草案。一回路有个主要参数；压力选为200个大气压。这个参数是从已经取得成功的某国核动力船舶的设计中抄来的。彭士禄经过计算，画出曲线，断然地指出这个数据是错误的。若选200个大气压，临界热流小，元件还会烧坏，出大事故。他认为，根据核热工学，70到90个大气压的临界热流最大，但不敢这个最佳值。考虑热效率及元件安全，取了一个满意值XXX个大气压。我们搞第一个核堆，没有任何成功的精验，敢于不攀附别人成功的权威的大树，这是有风险的拍板。可当时还是个无名小卒的彭士禄自信自律的拍定了。过了一段时间，某国的杂志公布，他们改了，不取200个大气压，而降为130个大气压。我们避免了一次大返工。”

        “还有个‘他不是藤’的例子：要不要先搞一个陆地模式堆。有位人认为没有必要，因为陆堆不仅使试制费提高一半，而且会推迟核潜艇下水的速度。若控制不好，会成为一颗爆炸的原子弹。彭士禄根据计算和判断，认为花这个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次性成功；陆堆即将建成时，又有人提出，陆上模式堆若控制不好，很危险，会成为一颗爆炸的原子弹。彭士禄还是根据计算和判断，果断地说：即使控制失灵，也不会爆炸，因为它是‘啤酒’，双方争论很激烈。1970年陆上模式推达到满功率，一次成功的事实证明，彭士禄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安全，有人在蒸汽发生器的蒸汽侧加了个‘安全阀’，试车时总在漏气。他拍板割掉，因为在设计的计算中，最高温度也不会使二回路的压力超过设计压力。”

        “为了安全，控制棒搞了9个自动停堆信号，结果试车时常停车。他说，过分安全不安全。他断然拍板去掉几个装置。”

        “他敢于拍板，因此而得了个外号‘彭拍板’。下级认为这个外号是褒义的。在数量化基础上的拍板，是对人民、对历史敢于负责的表现。我们太缺敢于拍板的领导了。可对于有的上级，就认为这个外号是贬义的了：‘不请示，目无领导！’他过于天真，吃过苦果子。”

        “他的思维方式也有独到这处。譬如，我们都在寻求最佳方案，决策什么事都求‘多快好省’，企求任何指标都佳；而他不！他从不取某一值的最佳参数，而是在多变量中只寻求一个较为满意适度的方案。他称之为‘度’一点，他同得诺贝尔奖金铁西蒙的思维方式很相近。西蒙认为在经济领域里没有最大利润方案，因而崛起了崭新的经济理论。是彭士禄把西蒙的观点应用于核工程？这我说不清，你去问他吧。反正对他的‘度’很欣赏，在核潜艇核动力的研究过程中，‘彭拍板’不知拍过多少板，现在想来，还找不出他有重大失误的拍板。我想，其原恐怕同他不求最佳方案有关。”

        “1962年，国家经济十分因难，核潜艇工程下马了，只剩下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我们大多数人是刚毕业的学锅炉、化学、物理等专业的大学生，除了五六个人懂核动力，其余是全外行。此时，彭士禄出了个点子，由他和韩铎、蒋滨森等人给大家开了五门课——反应堆物理、热工、结构、自动控制及动力装置。一共学了两年。他们把我们50几个外行都带到了核动力学科的前沿。”

        “看起来这是培养科研骨干的常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一个‘思维软件’；只要能到达某学科的知识前沿，我们就达到了创造性思维的临界状态（就像铀—235到了临界质量，原子核就自动裂变了，就到了产生链式反应释放巨大能量的状态），这时，史们就和这学科中的任何先行者或权威，机会元气等，可以创造 出与他们一样的成果来。从彭士禄到我们这些刚出茅炉的学生，从没造过核潜艇反应堆，连见也没见过；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了，造出来了，不亚于任何外国权威们当初干的业绩。”

        “我们总说要树立民族自尊心。怎么个树法？有人拼命宣传古人的成就以证明中国人很聪明来树立信息。请问哪一国人比中国人笨？你敢说黑人笨？既然都很聪明，说这还有什么意义？我看，彭士禄等‘把一批人领到创造性思维临界状态’，是我们建立民族自尊心的科学基点。彭士禄这个人很自信，他认为只要自已接受了当代完备的学科教育，就同该学科教育，就同该学科的所有人到了同一起路线上。核潜艇的成功，证明这个观点没错。既然我们这些毛头大学生学了两年核科学，就能完成世界最尖端工程的设计，那么，各行各业的具备了你那个学科前沿知识的毛头小子或无名中老年，都有可能设计出你那一行最尖端的产品！你到了临界了，在创造性思维领域里同一切人机会均等了，该来一次智慧的核爆炸了！”

       “是的，别吹大牛，当初彭士禄等给我们上课时没想到会有如此效应，是干成了核潜艇后他才悟到的。但是，从彭士禄一开始就那么自信自律说明他已有了‘只要能到达学科前沿就和一切人机会均等’这一‘思维软件’了。信不信由你，我们正是靠了这样的民族自信心，才使核潜艇从无到有，把常规技术组合成尖端产品……”

        “有一次，我跟彭总下厂，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很多工人及技术员请他吃饭？他来了个‘少吃多餐’，一顿饭就吃几家。这已不是在吃菜吃饭，而在‘吃情’了。

       “他和工人、技术员关系特别亲密。在武汉，一位技术人员的母亲死了无钱买棺材，他让妻子送去100元。在北京，有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名叫要智慧的八级多钳工患了心脏病，正在住院。要师傅说：‘我只要能见到彭部长一面死了也瞑目了。’彭接到电话后，驱车百余里去医院看望。彭深深敬重这位工人师傅，他在陆堆核元件的安装过程中作过重大贡献。他们是上下级，又是挚友。彭的探望使要智慧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要智慧大幸康复了。”

        “人们（包括你作家在内）在听到这些小故事后，都从伦理学上解释，说他从小备受劳动人民的喜爱，所以现在还劳动人民于笃爱。不，不仅是这些伦理品质。这里还有一层原因——让一切参于研制核潜艇的人的智慧汇在一起产生一个‘正反馈耦合’。

        “举个例。核堆一回路有个主泵，是个关键设备。由于一回路水是高压高温的，主泵的电机定子必须全密封。主泵还要双转速。我们只从外国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再没有得到任何情报资料。彭士禄让我们画了个草图到工厂去找技术员和工人，讲清楚技术条件，特别讲清原理。这个以原理为中介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结果：设计者，制造者（技术员和工人）的智力产生了正反馈耦合，越来越大，硬是制造了一个中国式的全密封的而且噪音很小的性能先进的主泵。

       “过去讲了几十年领导、技术员、工人三结合，主要方式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伦理中介’，结果是摆摆样子。彭士禄把三者当作创造的共同体，以目标为凝聚力，以原理为中介，真正的‘三结合’了，不，是真正的使三信息源产生正反馈耦合的巨大效果了。他就在这样的耦合中与工人、技术员结成了共同命运的情感。

        “外国人对我们的核动力装置一次搞成而且速度那么快觉得是个迷，我给你说其中之一的谜底吧。彭士禄要求设计人员要参与自己设计的设备制造还要新亲自调试。这三合一‘软件’使我们得益匪浅。例如，陆堆试车时，蒸汽调压阀出了问题，不知问题出在哪儿。那位‘三合一’的设计人员一看就判定是薄膜质量不佳，马上就解决了。这样的例子极多。控制论鼻祖维纳，指出近代新科学产生于两门科学的结合部，彭士禄认为中国式的核动力专家产生在三种能力的综合点上。

       “三结合及三合一说来平常，简直是老生常谈；但是彭士禄放在现代思维方式中进行一番处理，却成为‘超验现象’了。牵强附会吗？这不怪我，你要我讲超验，我就顺你的竿往上爬呗！”

        “是的，我是学经济的，在彭部长手下工作过。你问我对他这几年在专攻经济有什么看法，好，我先告诉你一个消息：这位核动力专家正在撰写一篇经济学文章——《现在价值法浅说》。这是研究核电站工程经济的文章。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经济学概念，还写出了自己的一套特别简洁的计算公式。我看到初稿，总之是有独特见地的文章。

        “过去他搞核潜艇，是国家拨款，不要还债，利率等于零。他诙谐地说：‘大锅饭工程的定义就是利率等于零的工程。’国家改革开放之后，他受命去搞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碰到了引进外资的问题，就有了利率、浮动率、投资概算、付款、付息、还本等一系列与时间有关的经济学问题。以前搞核潜艇也讲速度，那是由军事、政治的需要来确定的，速度与经济无关。现在搞核电站，时间真正成了金钱了。亚当•斯密说，经济是只看不见的手，操纵所有人的行为。那么，他这位核动力专家就再不能不管经济而决策。他要尽快熟悉和驾驭这只‘手’，不然这只‘手’将窃走人民巨大的血汗钱。

        “他攻读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的《核电站投票经济评价》等文献。他验算了书中列表的数据。他还有个特别才能，从数据中推导出公式，就像发现三大行星定律的开普勒，能从前人观测到的杂乱数据推出T2=D3的极优美的公式一样。他不仅从书本学，还在宴会、闲聊等各种场合向外国人学。

        “很快，他就入了经济的门。他提出了核电站工程的三大控制，即投资、进度、质量控制，并为投资和进度控制问题建立了数学模型。

         “外国投资者来谈判，他再不是谈原则或像集贸市场那样讨价还价了。他在争论时能上台写出公式，画出曲线，用数据论证什么样的价格和付款方式是公平的、互惠的。外国投资者十分惊讶，没想到中国的核动力专家也精于经济之道了。这种惊讶或许就是‘超验’吧！

        “我作为学经济的，更惊讶他用工程教数理来简化经济学的公式。一个极复杂繁琐的解，到他那儿简单极了。例如，他根据支付在工程期中段最为公平的前提，把经济学上计算建成投资的公式大大简化了，两个公式计算结果相差很小，但工作量相差太大了。

        “他还有一招，使学经济的人感到惊讶。他坚信宇宙是和谐的。凡成系统，各组成部分必有比例关系。空气中的氮、氧等成份有比例。他在与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投资者口中东一句西一句地问得了各系统的价格比例。他再参考一些资料，把比例关系的数字模型建立起来。这样，他只要算出一个子系统的基础价，其他子系统就按比例估算出来。整个工程基础价的天文数字般的计算量就大大被简化了。我称赞他的悟性极高，他却否定，说这是学工的再学经济所带来的思维综合优势。由 此，他提出一个主张；国家教育部门应让一部分学理工的大学生再去拿经济的第二学位，由这 些人去搞国际贸易，不仅能使商业成功，还会引进先进技术。他说，我们请求外国人为我们引进技术，外国商人不会出于道德心把先进技术给你，他们会尽可能地不让你掌握，原因是害怕造就竞争对手。只有懂工程又懂经济的人去做生意，就能在商业活动中巧妙地逼着对方交底，不然我就不买你的而买另一家的。——这是不是也可以归入‘超验’现象？

        “哎，你发现他生理上的‘超验现象’没有？他年过花甲，可他显得特年轻，皮肤白里透红，比你这小一圈的人的皮肤还年轻。他解释说是因为乐观，‘与世不争，与人无求’。我认为这‘超验’的皮肤却显示了他的严重的缺点；他只有智慧的欢乐，而太少智慧的痛苦。一个健全的现代人应该两者都有，组成人生的圆。不错，他善于把复杂的工程把经济问题作最简洁的解。可是他把这种思维方式应用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答案就大成问题了。困此，我得不无遗憾地告诉你，他花了数年心血算出的一大本书写工整的关于核电站建设的经济数据，常常是‘纸上谈兵’。他在社会生活中碰了钉子，呵呵一笑，说声‘历史会做出结论的’就完事了。虽有益于鹤发童颜，但是，他的社会适应能力总不长进。你们写他别只写他‘过五关、斩六将’，还应该写他‘走麦城、失荆州’，这才是我们的老彭……

        北京。我又见到了总结出“泛表现主义创作方法”的叶廷蓄谋。我亢奋的告诉他关于彭士禄的种种“超验现象”，由此提出了一个“超验”的角释：“为什么非虚构文学、新新闻主义文学等纪实文学会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学潮流？因为现代社会发展极快，每个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因此，真实的生活就变得‘超验’起来，常常比虚构的小说还要‘超验’。”老叶笑着说：“哈哈，我的观点不砸报告文学家的饭碗了，而且还给你们的碗镶了一道金箍。”我没有回答，大脑复现起北戴河那蓝色的辉煌的海来。我自说自话：“不确定的超验的海浪构成了确定充满生机的海。现代社会像海，尤其是一个正在革命、开放、改革的生活之海更像海，彭士禄不过是一个浪涌……”

（转自198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