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核电信息网 作者：张禄庆 发布日期：2019-11-14
谎言掩盖不住真相，教训必须永远牢记--驳斥俞冀阳的谎言谬论
张禄庆
一、引言
1、我写《张国宝的核电功过是非》（以下简称《功过》）的动因
张国宝同志逝世以后，网络上刊登了不少纪念文章都提及张国宝同志的大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张国宝在该书中写到，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分管过技术引进、基本建设投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主持制定了铁路中长期规划、船舶工业、汽车工业、钢铁工业、软件产业等发展规划。他代表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汇报并实施了上千个重大项目，其中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重大项目，以及多条国际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和洋山深水港的建设等；特别是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张国宝同志为解决和保证我国能源安全问题，拓展思路，大规模地开展了中外一次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对此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在多次讲话中也引以自豪，许多同志已著文给予了充分肯定。
虽然我没有涉猎过这些领域，但根据有关的报道，对这些论述我总体上是接受的。与此同时，不少核电领域的朋友向我提问：为什么张国宝同志在他2018年出版的那本书中，没有提及过去15年中他在我国核电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诸如我国三代核电技术国际招标、主持制定我国首部《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2005-2020）》，以及核准新的核电项目等，希望我能对此发表看法。我认为：尽管张国宝同志在我国核电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乏善可陈，但功过是非也应该给予客观恰当、实事求是的评价。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士称赞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便和有的领导同志意见相左，也能说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工作中总能耐心倾听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专家的不同意见，使人感到平易近人。对此，我根据本人的亲身工作经历，不敢苟同。我认为对其核电工作进行评价不是、也不会全盘否定张国宝同志，反而有助于勾画出一个真实的政府高级干部形象。总体而言，与他在其它领域取得的成绩相比，核电方面的失误也许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两个指头的问题”。
而直接促使我动笔写《功过》一文的动因是，国庆前夕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在核潜艇军用核动力装置方面所做的大量开创性工作，由于各方面因素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褒奖，使人感到非常憋屈和不满。由于彭总的老黄牛开拓精神，只顾埋头干活，很少渲染自己的功绩，使他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功勋代表人物的褒奖失之交臂。毋庸置疑，没有首座核潜艇动力反应堆装置研制成功，就不可能有核潜艇，更不可能形成第二次核打击力量！人们无法接受，由国防科委、国防科工办正式下文任命的第一代核潜艇研制的首批四名总设计师中，正总设计师彭士禄和副总设计师赵仁恺两位核动力专家，都未得到应得的褒奖。我觉得老一辈核工业人多干少说、不重视宣传、过于老实，是发生这种意外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让我想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核电发展历程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总结经验和教训也是非常必要的。为尊重事实、对历史负责，我觉得有必要对一些重要事实进行梳理，为后人总结中国核电发展史提供参考。
2、《功过》一文内容的选取
俞冀阳先生在其“评注”和“再评”张禄庆之《张国宝的核电是非功过》文章（以下简称“双评”）中说，《功过》一文的内容与我2018年10月发表的《成绩巨大、失误严重的积极发展核电15年》内容相同，完全没有必要“新瓶装旧酒”换个题目重新发表。实际上，这是一种曲解。因为，在去年那篇电话采访文章中，我对本世纪前15年核电发展的失误作了完整的评价，其中包括张国宝同志在核电技术发展策略上的180度大转弯、主持制定《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2005-2020）》、压制有关核电企业自主研发三代核电技术等方面的严重失误，以及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以下简称“国核技”）成立前后主要领导在招投标谈判和首批AP1000示范工程建设中的严重失误，还对今后核电新项目的核准等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张国宝同志直接有关的失误则放到了这次的《功过》一文中，其它与他无关的失误就不应该算到他的头上。而今年2月下旬张国宝同志到中国广核集团三个核电基地调研后发表了《实事求是选择核电发展技术路线》，也是《功过》讨论的全新内容之一。因为，这篇文章反映出，直到今年2月，张国宝同志面对“‘全盘引进、一步跨越’技术发展策略彻底失败”的严重后果，拒不接受我国自主开发的三代压水堆机型“华龙一号”的成功，仍然不愿正视现实、勇敢承认自己的工作失误，缺乏我党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豁达胸襟和高风亮节，他撰文的目的是“要实事求是选择核电发展技术路线”，但是文章最终也未给出答案，显示出一种困惑和迷茫，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还要指出，由于本人工作范围的限制，对张国宝同志在整个能源系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了解不多。这次他过世以后，许多媒体关于张国宝同志身世和个人经历的报道给了我许多新信息。特别是新浪财经杂志记者刘丽丽的《张国宝能源始末》，以及能源新闻网的太阳能小编，因其与张国宝同志本人及其四位秘书相当熟悉而撰文编写的《国宝档案》，透露了很多张国宝同志待人接物、处理上下级关系等方面的细节。这些是我在《功过》一文中对张国宝同志工作环境描述中所谓“据说”的来源。因为是这些记者说的，不是我的亲身经历，只能用“据说”二字，并不是俞冀阳先生评述中所指责我的“掺假”。
3、如何理解“逝者为大”和“人身攻击”
我理解的中国古代“逝者为大”的习俗，主要是指人一旦死后，其他人与逝者的个人恩怨及法律方面的制约关系等都一风吹不再追究，并不是指“对逝者的功过是非不予评说”，反而是要盖棺定论；更不是只准讲“过五关斩六将”，不得谈“失荆州走麦城”。特别是政治人物和政府公职人员都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生前逝后都会面对公众的点评。
这里我还想说，对政治人物或政府公职人员“功过点评”不只是在职人员的专利，退休人员和普通公众一样具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张国宝同志退休后不是也发表了很多关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储能等方面的文章吗？这一点也不奇怪。关键是文章要观点明确、说理充分、逻辑性强，而不是胡搅蛮缠、无法沟通。俞冀阳先生对退休人员的此类点评持有异议是一种无知的偏见。
对逝者功过进行全面客观分析评价，与“人身攻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人身攻击是指歪曲事物本来面目、捏造事实对对方的人格品德、处事哲学，甚至客观人体进行恶意的攻击，因此我党提倡的“批评注意政治、说话要有证据、对事不对人”就是甄别和防范人身攻击的有效准则，从这种观点出发，我在《功过》一文中，对张国宝同志在核电发展中的功过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客观点评，没有对他本人进行任何恶毒攻击或侮辱谩骂，只是就事论事，而俞冀阳先生采用编造历史事实、歪曲事物真相，甚至文章中还出现了不堪入耳的污秽语言。尽管他一再辩称他的本意是“为了澄清事实、绝无人身攻击之意”，但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在“再评”文中对我进行了言不由衷的、十次以上的“公开道歉”。身为校友，对这样品德的高级教师走上讲台，怎不让人担忧和寒心！
二、真相与谎言的对决
我个人理解，张国宝同志对我国核电发展方面的主要职责至少应有：对国内外核电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精准客观的分析和判断，向国家决策层提出咨询建议；提出我国核电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以及具体实现该目标的路线图建议；在决策后的实施过程中予以指导、协调、检查评估和验收等。本文将根据上述理解，对《功过》一文中张国宝同志的失误进行重新梳理，并对俞冀阳先生所谓“真相”的点评进行剖析。虽然对同一个事物的主观看法会因人而异，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比任何诡辩和主观臆断都更有说服力。
1、我国核电技术发展策略从“分步走”向“全盘引进、一步跨越”的180度大转弯
为了方便读者厘清头绪，我按照时间顺序列举如下事实：
①“十六大”政府换届前夕，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曾培炎根据已经建成发电的秦山二期1号机组在自主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于2002年底签发了上报国务院的《关于适度发展核电开展核电自主化工作的请示》。据传达，该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建议在我国已掌握的核电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以我为主，中外合作”，也就是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秦山二期的建设模式，设计建造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厂，使我国核电有较大的发展。按照当时国家计委领导职责的分工，我认为曾培炎签发的该份文件似应由分管能源的张国宝同志主持拟定。
②在中核集团推荐“自主研发二代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型CNP1000”的九华山庄会议上，张国宝副主任认真听取了中核集团所做的专题报告，并在发言中形象地把CNP1000设计比喻成“挂在树上的苹果，跳一跳就可以摘下来”，希望我们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完成CNP1000的研发。他的表态给了我们全体参研人员以极大的鼓舞，完全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正能量，至今印象仍然十分深刻。
顺便告诉俞冀阳先生：在那次会议上我做了CNP1000的总体设计介绍。感谢你的点评是“叙述得活灵活现，似身临其境”，但我总觉得有股酸味。这里我可是在称赞张国宝同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从①、②两点可以看出，原国家计委主任，换届后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当时都是非常支持国内核电集团按照“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秦山二期模式，自主研发出“二代改进型”国产化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机型。
③2004年3月22日，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同意启动秦山二期扩建和岭澳核电二期工程项目，要求继续抓紧开展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对外合作谈判，同时要在岭澳一期和秦山二期建设中已掌握技术的基础上，开展我国改进型第二代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的研发工作，做好技术储备，必要时可以在新上核电项目中采用自主研发和设计的二代改进型技术。
从这段会议纪要文本可见，政府有关部门并不赞同有些人提出的“再从国外引进二代改核电技术”的主张，而是相信通过秦山核电二期扩建和岭澳核电二期工程的建设，可以自主完成我国百万千瓦级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的研发，并在需要的时候用于新的核电工程；对三代核电技术的谈判要抓紧进行，但后续行动尚无定论，要视谈判结果而定。可见这时候的张国宝同志还是坚持要自主开发二代改百万千瓦级核电机型，同时也出现了松动——通过谈判更具体的了解和判断国外三代压水堆核电机型的研发进展。可是半年以后，国外三代核电技术的研发并没有出现重大突破，而国内的决策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④2004年9月28日，“中国首个4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国产化依托项目”的国际招标书正式向全球发布。要求投标方案必须是先进的第三代压水堆机型，4台机组变成了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两个厂址。同时宣布，由即将成立的国核技主导此次国际招标。
我一直在琢磨，在上述的③、④之间，似乎应该有一份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文件，提出“三代核电技术国际招标的建议”供领导决策。这一点在俞冀阳的点评中补充了这个短缺。俞冀阳先生透露：该文件主要谈到，“当初自主化依托项目是四个，两个二代（岭澳二期和秦山二期扩建），两个三代（三门和阳江），最后签合同时确实变成了三门和海阳”。
俞冀阳的这一点评揭示出，这个时候的张国宝同志已经接受了“引进国外根本不成熟的，也没有实际应用过的三代核电技术的初步设计”，并要用其在国内建造出世界首座商用核电厂，这样才有了我国三代核电技术国际招标的开场；而二代改示范工程研制成功的自主化百万千瓦级核电机型，将是在引进的三代核电技术被大批量成熟运用之前，我国新建核电项目的备用机型；等到引进的三代核电机组成熟发展后，国产化二代改机型就将退出历史舞台。那么，这不正是核电技术发展从“自主研发二代改+自主研发三代核电技术的‘分步走’策略”转为“全盘引进、一步跨越”的180度大转弯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核电技术发展策略从“分步走”转为依靠“全盘引进，一步跨越”掌握三代核电技术的大转弯，只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完成的，出台相当突然。因为，它与国家计委以前召集的几次核电自主化发展研讨会所形成的共识不一致，两大核电集团也没有提出“要全盘引进三代核电技术”的要求。
这个问题相当关键。因为，按照核电技术“分步走”发展策略，我国将首先通过“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研发出二代改进型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型，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研发出我国三代核电机型。而现在的核电技术发展策略则是通过国际招标引进目前尚不成熟的国外三代核电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待其成熟后统一我国的核电市场。
当时张国宝这个层次的国家发改委领导已经历过法国M310技术引进、加拿大CANDU6和俄罗斯VVER-91以购买容量为目的的核电建造商务合同谈判的审批，通过对国外三代核电技术的调研，他理应明白：一种核电技术只有它在本国建成一座核电厂并成功运行，这种技术才是可供引进的成熟技术，而目前西方国家的三代核电技术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初步设计阶段，根本不可能用它建成商用核电厂。如果张国宝同志向国家决策层据实反映“国外三代核电技术不成熟的现状”、建议“不要匆忙做出引进国外三代核电技术的决定、避免决策失误”，那么，我国的核电发展就不会遭受到这样大的曲折。因为，张国宝这样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向国家领导提出建议的权威性，肯定远远高于所谓的“核电六君子”。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听到张国宝同志对“当时过早引进国外三代不成熟核电技术的主张”有过公开或私下的批评意见。据媒体记者透露，张国宝同志曾对别人戏言“像他那个年纪的老人，一旦形成了一种观念就很不容易改变”。那么，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张国宝同志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核电技术发展策略“分步走”的主张，转而接受从国外引进尚不成熟的三代核电技术、实现我国核电技术策略“全盘引进，一步跨越”的主张，这180度的大转变，到底是他真的认为自己错了，还是来自于“唯上”的压力呢？
为了替“全盘引进，一步跨越”的核电技术发展策略张目，俞冀阳先生就要想办法证明“在核电发展技术策略上政府主管部门与国内的核电企业集团想法不一致，而国内的核电企业集团之间又矛盾重重、勾心斗角，无法联合开展核电技术研发，从而不具备自主研发二代改核电技术的条件，更不用说进一步研发三代核电技术了”等等。于是他就开始动歪脑筋了。
我在上文中曾经讲到，曾培炎主任签发过一份国家计委关于今后核电发展的文件上报国务院。俞冀阳的“再评”文章对此偷偷加上了“中核集团”四个字，结果就成了曾培炎签发的是中核集团上报国务院的同名文件。这个花招一眼就被我戳穿了，显然俞冀阳对政府部门上报文件的规则一无所知。一般情况下，中核集团只能报文件给国家计委，不可能越级上报国务院，曾培炎主任又不是中核集团的领导，怎么会签发中核集团上报的文件！当时我在中核集团核电部任职，如果是“上报中核集团的文件”，我还用得着去听传达文件的内容吗！
说真的，我非常惊叹俞冀阳先生学术造假的经验老道、手法娴熟，仅仅增加了四个字，就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首先，他这么一改，曾培炎主任签发的就不再是国家计委文件，而是中核集团的文件。中核集团当然要推广秦山二期的建造经验，但并没有明确国家计委是否赞成这个观点；其次，这个文件是中核集团“单独上报”国务院有关核电发展的文件，而没有与中广核集团联合发文，显示出“这两家核电集团之间利益有冲突、合作不利”，因此很难靠他们完成我国核电新技术的研发，这样一来，要把三代核电技术应用到我国的核电建设上，就只有靠从国外引进了。
而且俞冀阳先生在“再评”文中还写到：“国务院同意继续开展百万千瓦级的自主设计，并不等于同意批量化建造此设计方案。因为当时的技术还未成熟到可以马上批量化建设”。而无可争议的事实却是：曾培炎主任在该文件中正式向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要利用秦山二期建设模式把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发展到3200万千瓦的奋斗目标”。这是完全有据可查的国家计委正式文件，用不着我提供文件年号了吧。
俞冀阳先生还极力夸大核电企业集团间的“分歧”，以造成国内不具备自主开发先进核电技术的能力。他用心叵测地把“自主研发”和“中外合作”完全割裂开，写了如下的点评：“主导自主研发的中核集团和主导国外引进的中广核集团在那段时期就从未曾结合过，一直以来互相拆台，互相诋毁，业内谁人不知？”
这种说法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只要列举出几个事实就可以戳穿他的谎言：秦山二期核电厂就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和核二院在消化吸收大亚湾百万千瓦压水堆机组设计技术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合作自主研发出60万千瓦核电机型CNP600；由于当时中广核消化吸收引进法国二代改先进核电技术的力量薄弱，大亚湾和岭澳一期的核电技术消化吸收是双方技术人员大力合作的结果；岭澳二期核蒸汽系统的自主设计任务也是核二院和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共同完成的。双方通过这种合作共同提高，合作气氛融洽、成果显著，两家核电企业的技术人员至今都保持着良好工作关系。
“全盘引进，一步跨越”失败最直接的原因是引进的三代核电技术并不成熟、引进的时刻过早、实施的规模过大。也许人们会问，如果引进的三代核电技术已经成熟，那么“全盘引进，一步跨越”的举措是否就对了？答案也是否定的。美国政府积极支持西屋公司出口AP1000技术的真实目的，不是要中国尽快掌握最先进的核电技术，而是要用AP1000技术全面占领中国核电市场，阻止中国自主研发先进的核电技术，从而达到控制中国核电发展的目的，这点从去年10月美国商务部向中国出口核电技术的修订禁令就可以清楚看出来：对向中国出口AP1000的设备和技术开绿灯放行，而对与华龙一号、CAP1400有关的设备材料技术则全面禁止，不予放行。而且，西屋公司也向美国国会做了承诺：不将在美国航母和核潜艇上使用的屏蔽泵的防震抗冲击技术用到AP1000主泵上，屏蔽泵内部的流场设计的热工水力软件源代码不交付中方、只给出二进制代码，从而给中国自行设计屏蔽泵增加困难。还有，屏蔽泵上的一些关键部件的原材料只能通过西屋公司代中国订购，不能随意采购。由此，大家完全可以想象到，真的让AP1000占领了中国核电市场，中国核电发展到底由谁来当家？
2、“三代国际招标”闹剧的失误
按照政府职责分工，“三代核电技术国际招标”由国家发改委主持并予以指导、协调并监督，但整个招标过程出现了许多奇葩怪事，主要有：
①我国三代核电技术招标初期有三家外国公司投标，但在不久后进行的议标谈判中，俄罗斯投标商就因技术问题被排除出局，只剩下美国西屋和法国阿海珐两家投标商，这就违反了由国家计委自己组织起草的招标法中“关于招标必须有三家以上的投标商才有效”的规定。
②按照中方的要求，国外核电承包商必须具有本国核安全监管当局颁发的设计证书。但是，美国西屋公司拿AP1000投标时并不具有这种有效证件，为此招标曾一度延期开标。直到招标开始两年后的2006年11月，在中方已不能再度延期开标的情况下，美国核管会突出了一把“政治”、对西屋公司AP1000的DCD15版颁发了设计认证，才使美国西屋公司得以满足中国投标条件。但是，当美国核电公司联合西屋公司拿DCD15版设计文件向美国核管会申请在美国本土建造AP1000时，美国核管会却拒绝发放建造许可，理由是西屋公司必须对DCD15版设计控制文件进行升级，以满足在美国建造核电厂的要求。因此，西屋公司利用在中国三代核电技术中标得到的资金开展了一批AP1000必须进行的实验验证，才得以在2011年底，西屋公司多次升级后的DCD19版才满足了美国核管会的要求，才可以在美国建造AP1000核电机组，这时已是西屋公司拿低级版本AP1000在中国中标的5年之后。显然，张国宝同志在西屋投标资格的审查工作中有意或无意的存在大漏洞。
③既然是招标，就应该从投标商中选出最满足招标方要求的一家投标商中标，但是三代核电技术招标的结果却是：美、法两家外国投标商都得到了三代核电建设项目。“花开两朵，各摘一枝”，历时两年半左右，这场“三代核电技术国际招标”闹剧才收场。这和通常的国际招标很不相符。
④在中标后的商务谈判过程中，作为技术输出方的西屋公司拒绝担任“交钥匙工程”合同的总承包商，主持谈判的国核技筹备组组长同意了西屋公司的要求，作为指导监督合同谈判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张国宝同志最终也批准了这个决定。合同的总承包商由作为AP1000技术接收方的上海728院承担。由于工程的实际进度掌握在西屋公司手里，728院完全受制于西屋公司，而成了一个傀儡，起不到一个总承包商应有的作用。由于西屋公司的设计并不成熟，工程图纸一再改动，造成工程严重拖期，工程造价大幅上涨。中方核电业主遭受的严重经济损失却要由中方的设计单位负责，而技术输出方西屋公司却逃脱了承担这种责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屋公司在美国本土的AP1000核电建设工程中无法逃脱作为合同总承包商的责任，遭受了重大的罚款，最终导致美国四台AP1000工程建设中的两台，由于建设费用上涨过大，最终核电业主终止了工程建设。由于经济严重亏损，西屋公司不得不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作为西屋公司控股股东的日本东芝公司也被迫出售了西屋公司。显而易见，如果中国四台AP1000核电机组严重拖期的经济损失也是由西屋公司承担的话，西屋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就要提前好几年。
⑤三代核电技术国际招标是国家行为，国核技作为接收单位负责消化吸收，其它核电建设单位可按需要共享引进的技术，但是，国核技却强行要求其它受让单位必须向国核技缴纳相当数额的转让费，而这个无理要求是国家能源局同意的。国家引进的技术成了小团体的生财之道。
实际上无论中外，核电项目都被政府用作本国政治、外交、经济方面的一个相当有效的棋子。中国作为一个潜力很大的核电发展大国，在国外核电供应商眼中，是有巨大吸引力的买方市场，完全可以用“议标”的方式同外方单方面进行议标谈判，以便在技术转让、工期报价和售后服务等方面争取到最大的国家利益。
⑥张国宝同志领导下的国家能源局，在四台AP1000国产化依托项目机组建造合同生效后，认为大事已定，只等佳音，从而放弃了自己指导、监督协调的职责。对土建安装中发生的大量不符合项、关键核心设备的研制进度及其产生的原因等问题不去掌握，更没有提出实际有效的协调解决措施。国家能源局也未将这四台国产化依托项目工期严重拖期、建造成本大幅增加的严峻形势及时向国务院汇报。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我国组织了全国核安全大检查，之后国务院于2012年10月24日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今后的核电发展问题。此时，国产化依托项目首台机组的实际进度远远落后于其预定的计划——2013年底完工。但是，国家能源局轻信了国核技领导人谎报的军情，认为“AP1000存在的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CAP1400也可以在2017年建成发电”，所以，国家能源局提出了一个超乐观的建议，将《规划》的装机奋斗目标调整为2020年建成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但是，实际情况狠狠惩罚了这批官僚主义者和懒政官员们，造成“十二五”、“十三五”的核电奋斗目标均无法完成。
3、我国首部《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2005-2020）》中的两大严重失误
我国首部《规划》是国务院于2007年3月份讨论通过，2007年10月份正式颁布施行，此时，三代国际招标已经结束，国核技已正式挂牌成立，西屋公司AP1000技术就是《规划》中没有点名的国外三代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技术。
张国宝作为我国首部《规划》的主要编制者，完全秉承“全盘引进，一步跨越”倡导者的意图，对之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并对今后十几年的实施方案做了具体部署：通过国际招标选择合作伙伴，全盘引进AP1000技术，国内统一组织消化吸收并再创新，实现自主化中国品牌，在今后的发展中只准采用这种机型。这种明显是“核电技术发展策略”的具体做法，却被冠以“核电发展技术路线”的名号强行统一推广，谁要对这种做法持有异议就被扣上反对中央决策、不紧跟的帽子，给许多人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例如：在2010年中核集团总经理换帅的老领导座谈会上，一位前副部长就义愤填膺的指责“xxx、张禄庆之流公然对抗党中央英名决策，反对引进AP1000技术”。我听后淡然地一笑了之，现在时代变了，只要你出于公心提出有理有据的建议，就不会被打成反革命。
俞冀阳先生一再宣称“全盘引进”是别人强加给张国宝同志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按照2007年7月份国核技与西屋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时国核技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说法——“西屋公司承诺做到三个100%：100%支持中国建造4台AP1000首堆工程机组、100%转让西屋公司AP1000技术、帮助中国实现100%设备国产化”。事实上，首批四台AP1000机组的系统设计、土建安装和设备制造等物项采购都是严格按照AP1000的要求进行的，这难道不就是全盘引进吗！
下面的事例更能说明问题：三代核电技术比二代核电技术先进之处在于，设置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后果的安全措施。鉴于我国已基本具备二代改进型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机组的研发能力，对于三代核电机型特有的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后果的安全措施，只要开展中外合作研究，或者进行专项技术引进，就可以自主开发出中国的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完全不必全盘引进当时还不成熟的西方三代核电技术。这正是对“全盘引进”与“专项引进”差别的最好诠释，但是这项建议没有被采纳。福岛事故后中国核电企业自主研发的“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正是在已有的二代改核电设计技术基础上，借鉴AP1000非能动的设计理念自主开发出一套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预防和缓解严重事故后果的安全措施，使得安全措施更加迅速有效，且在最严酷的失电情况下有非能动安全措施保底。而“华龙一号”与“AP1000”在知识产权和资源投入方面的巨大差别更说明了“自主研发、中外合作”与“全盘引进”的优劣对比。
俞冀阳先生为了给张国宝“将核电发展技术路线和核电技术发展策略混为一谈”的错误辩护，竟妄图否定我国1983年就已确定的“核电发展走压水堆的技术路线”，在其“双评”文中公然提出“堆型也没必要统一，难道更加安全的高温气冷堆就不能搞了？”这种“无知才无畏”的劲头，实在令人震惊。当俞冀阳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一百多位各方面的专家齐聚北京回龙观，比较了世界上各种可用于核电反应堆的堆型，结合我国工业化程度和设备制造能力等具体国情，经过认真讨论总结才得出“中国核电今后要走压水堆技术路线”的结论，后来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快堆和高温气冷堆现在还处于验证示范阶段，离商用核电厂的目标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另外，俞冀阳这一点评也活生生体现了他的小团体本位主义思想。清华的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2012年底开工，原计划2017年底投产运行。实际进度却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完成施工安装，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设备安装、在役检查、设备运行安全保障措施等严峻的技术难题。
张国宝同志在他主持制定的《规划》中的第二个严重失误是，在《规划》通篇文字中，没有一处提到要鼓励在现有基础上自主研发出三代核电技术。这实际上反映出《规划》的编制者和“全盘引进，一步跨越”的鼓吹者们均认为，国内根本没有能力自主开发第三代核电机型，除了全盘引进别无它途。
俞冀阳为了粉饰张国宝同志这个失误，竟公然提出“在国家的《规划》中不必提，这是中核集团的企业行为，无需在政府部门发布的规划中多此一举进行鼓励，政府部门本不应该对企业的经营方向指手画脚”。我想，幸亏俞冀阳是在大学里行走，如果是公务员的话就该被炒鱿鱼了。因为，无论是前一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现在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问题，都强调“政府要对市场起到导向性的作用，从投资、税收等方面给予企业实体大力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在自主创新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扶持”，前任胡锦涛总书记和现任习近平总书记都不止一次地强调“核心技术拿钱是买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君不见美国政府是多么仇视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因为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要在国民经济新兴领域和军事建设的尖端核心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制定的产业发展规划不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一味地只讲究全盘引进，买买买，能行吗？
2014年中核集团“华龙一号”（ACP1000）研发成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张国宝在接受采访时就怒斥中核集团给国家出了难题，实际上ACP1000的研制成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同时也使张国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他无法向党中央和广大公众解释，为什么在他主持编制的《规划》中只字不提“鼓励国内企业在已有基础上自主创新三代核电技术”，这才是给他自己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当记者问到《规划》中明确要用引进的AP1000技术统一中国核电市场时，张国宝回答说“做出最后决定的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面有专家签字的投票结果存档在案，我只是一个中间传递信息的角色”，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实际上据参加投票的专家透露，只是希望专家在AP1000和EPR之间作出单选或双选，并没有要求专家表态是否要用所选的机型来统一今后的中国核电市场，所以用这样的专家投票结果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也只是希望常委会对投标结果作出选择。政治局常委会并没有对今后要用AP1000统一今后中国的核电市场有任何明确态度，而且在会上决定批准给美国西屋公司两个项目四台机组的同时，也决定批准给法国公司一个项目两台机组建设。显然如果政治局常委会同意用AP1000技术统一今后中国核电市场，又怎么可能在同一次会议上同时决定批准两家竞争对手的不同机型进入中国市场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实际上我认为首先提出要用AP1000技术统一今后中国核电市场的是“核电六君子”。但是把这种意图理论化并写进《规划》的责任应该是张国宝，所以当我见到有关张国宝的这种表态后，我就认为，他非但不替领导扛雷，反而要向领导甩锅，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竟然如此不敢担当，不敢负责，这种“见成绩就上，见挫折就让”的作为不堪为人师表。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核电技术发展策略从“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分步走”向“全盘引进，一步跨越”的突然转变，造成了我国核电本世纪近20年的曲折发展，教训特别深刻，必须认真检讨、深刻分析、吸取经验教训，坚决杜绝在今后的进程中重犯这类错误。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
①坚持我国核电发展走压水堆技术路线。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核电发展历史以及三次严重核事故的教训，都证明了压水堆是目前用于核电发展的堆型中最安全、从而也是最经济的堆型。由于压水堆的运行寿命可以延长到60年甚至更长，我认为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意外的替代堆型。
②必须长期坚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核电技术发展策略。尽管我国核电投运机组总量已位列全世界第三、在建机组位列世界第一，但是要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核电强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要走。我们过去通过“以我为主，中外合作”，比较顺利和快速地进入核电大国行列，但是在许多具体的科研实验、安全技术研究以及包括国家核监管机构在内的全体从业人员核安全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有亟需虚心向核电先进国家学习和合作的领域。即使我们发展成了核电强国，为了世界核电的进一步发展，以满足世界气候变化的客观要求，我们也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和全世界其它国家共同努力，和谐发展。
③在核电厂的系统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核安全技术研究等关键技术领域，必须牢记“核心技术是不可能拿钱买到的”，必须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道路，绝不能让自己的发展受到别人的限制。
④在确定核电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时，必须将其放在我国整体能源供应体系中，综合平衡考虑。这样才能做到，既满足核电安全高速发展的需要，又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保理念。
⑤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使人们从心底敬畏核安全，不敢也不想用任何不良手段触碰核安全底线，否则将会受到难以承受的惩罚。
⑥在事关大局的核电重大事项决策前，政府主管部门要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专家的意见，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进行决策，决策后组织实施还要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保留自己的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让实践来检验决策的正确性与否。如果决策正确，反对的声音自然会消失，如果决策错误，政府主管部门领导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担当，承认决策失误，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使得事情向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三、对俞冀阳先生的质疑
俞冀阳先生在其“双评”文章的开头就说，“张禄庆先生2018年发表的《成绩巨大、失误严重的积极发展核电15年》一文对中国15年来的核电政策进行了回顾总结，见解独到，本人还是十分赞赏的”，只是因为我在张国宝同志过世不久就发表了《功过》一文，让他这位一介书生路见不平一声吼、写了“双评”，详细点评了我对张国宝的功过评价，同时还说，《功过》一文的观点与我2018年10月接受电话采访观点相同、是“新瓶装旧酒”。那么，这前后矛盾的逻辑让我很不能理解，是什么原因使得你完全改变了对我2018年文章观点的认可？这样180度的大转弯，俞冀阳先生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从你的资历可以想象，你对30年前我国核电的状况应该是知之甚少，在你的点评中又出现了很多对当时状况的歪曲评价，此外还有一些很少见于报端的内部文件和会议纪要片断，其中不少“点评的语气和内容”都使我感到十分“熟悉”。不能不令人疑惑：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些“资料”的呢？你罔顾事实、极其冲动的行为该不会是受到了某种物质刺激，比如项目经费或职称晋升的“激励”吧！
〔再评〕张禄庆:《张国宝的核电功过是非》 一文并就评论不妥之处向张禄庆先生公开道歉
| 谎言掩盖不住真相，教训必须永远牢记--驳斥俞冀阳的谎言谬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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