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电力公司的主楼就在距离首相官邸、国会不远的新桥火车站附近。进入大楼，从电梯中走出来时，楼道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电灯。当然走路没有问题，但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家电力公司在全力省电。

      从东京驾车一直向北，途经福岛县、宫城县最后到达岩手县。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后倒塌的房屋等已经全部处理完毕，道路两旁是平整的土地，大多数地方的恢复工作、重整家园还在进行中，似乎过去的三年对东日本来说，时间过得异常的慢，人们还看不到太多的房屋在这里重建。

      问题最大的福岛核电站，隶属于东京电力公司，厂里多了许多存放放射性污染水的巨大存水罐，每天400吨新涌出的地下水，经过核电站后便受到污染。这些水需要存放起来。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大罐子开始在核电厂周边建设了起来。不尽快解决污染水问题，核电站的负担就会越来越大。但就像东日本地震后的恢复十分缓慢一样，东电及日本国家希望通过在核电站周边建立一个阻挡地下水流过并涌出的冻土层，但学界媒体对这样的施工方法存在种种疑虑，工程远未正式推进。而每天400吨的地下水依旧按着数万年来的规律，从核电站底下、周边流过、涌出。新存水罐在福岛核电站厂内不断建设起来。

      大地震后，三年就要过去了。福岛核电发生事故后给人们留下何种教训，日本在深深地思考，世界也该吸取这些教训。毕竟在我们的地球村，目前大约有500座核电站在运营中，今后数年，还将增加500座左右的核电站。2011年核电事故发生在了福岛，我们不能保证今后世界各地的核电站绝对不会再次发生同样规模的事故，我们需要从福岛事故吸取处理核电事故的教训。

教训1：国家需要总动员

      1999年日本发生过JCO临界事故，但那次的事故处理经验并没有很好地用在福岛。

      “发生福岛核事故后，尽管(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那里有很多专家，文部省管辖的大学有懂核电的学者，但没有用好这些专家学者，而是(菅直人)首相通过自己认识的熟人，成立了一个专家组，没有让国内人才拧成一股绳共同应对核电站事故。”曾经做过文部大臣，现任武藏学园校长的有马朗人教授说。有马在出任武藏学园校长之前，还曾经做过东京大学的校长。

      1999年在距离东京及福岛很近的茨城县东海村，核燃料加工企业JCO工厂发生了临界事故。那时有马正好任小渊内阁的文部科学省大臣，同时兼任科学技术厅长官。有马立即召集原子力安全委员会、日本原子力研究所、各大学的专家组成应对小组。当时在日本原子力研究所工作的田中俊一(现任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委员长)，认为应该将发生临界反应的容器中的水抽出来，这样才能解决事故。JCO的员工当即组成敢死队，冒死冲入车间将水抽出，24小时内工厂及周边脱离了危险状态。

      “东京电力公司是家巨型企业，有应对危机的专家，让国家能够介入的空间少了许多。”有马教授说。

      日本也在分析为何学过核物理的菅直人首相(当时)没有想到集中全日本的专家来应对福岛核事故。这里大概有菅直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过分自信的原因。他30年前学过的那点知识，与现在的核电站相当脱节，而且有史以来罕见的大地震，更是超乎想象。

      自认为懂核电的菅直人首相，地震后的第二天(12日)早晨7时，亲自乘直升机飞到福岛核电站。首相来视察，让本来已经混乱不堪的电站更多了几分工作。人们发现，菅首相站在核反应堆附近的时候，并没有穿防止核辐射的服装。菅首相离开核电站不久便发生了厂房爆炸事件。

      看似国家最高层面有懂核电的领袖，但任人唯亲的专家团，希望靠个人政治决断力来解决现代核事故，结果造成的一线混乱、国家决策组织混乱，让事故愈发严重化。JCO经验在福岛没有用上，这该是福岛核电事故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最大教训。

教训2：专家信誉及决断力是关键

      对班目春树教授开始信任、后来又不信任，不仅让专家的信誉扫地，也延缓了准确对策的出台。

      发生大地震时，(日本)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委员长为东京大学教授班目春树。

      “3月11日，大地震过去一个小时后，我们收到全交流电源丧失的消息，接着又来了新的通知，说炉心紧急用冷却装置不能注水。到了这个时候，该成立核电灾害对策本部了，但一直没有相关的联络，我已经等不及，便直接去了首相官邸。”班目回忆说。

      下去3点前后发生了地震，核电站已经出现重大事故，但“到了晚上7时前后，才开始召开核电事故方面的会议。”班目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形。他此时以为福岛电站应该还有8个小时左右的直流电可用，但不知海啸已经将所有电源都淹没。

      日本主要负责核电站的政府部门为经济产业省，那里的官员以文科毕业生为主，问到具体技术问题时，他们自然回答不上来。

      班目后来回答日本媒体采访时说：“(11日晚)我想到了向炉心注水后会产生大量水蒸气，到了这个时候需要打开排气阀门。我没有想到此时炉心已经开始融化了。”

      其后是和菅直人一起在第二天凌晨乘直升机去福岛核电站，在飞机上谈打开阀门的问题，谈厂房内会有不少氢气出现。菅直人非常专业地问到会不会发生爆炸，班目想了想，觉得厂房里应该有大量的氦气存在，只要没有氧气的话，应该不会发生爆炸。而菅直人的飞机离开福岛核电站不久，15:36电视播放了1号反应堆厂房爆炸的镜头后，菅直人便不再听信班目的任何建议。

      发生爆炸后，附近的居民应该马上撤退。但是多大范围内的居民需要撤退，是半径3公里、6公里、10公里还是30公里，日本专家看法并不一致，前前后后反复讨论数次。

      大地震后，信息极度缺乏，指挥部与一线之间的信息绝对不平衡，让专家做出判断有一定的难度，而这场地震亦是前所未有，使得很多问题更为棘手。同时，平日的训练不足，过去的经验教训总结的不够，让班目等专家在福岛核事故中被投了不信任票。地震后不久，舆论对专家的不信任迅速传播，本来就缺少召集全日本的专家共同应对事故的体制，再加上政治家、媒体对专家的不信任，专家变得不敢说话，要迅速对核电事故作出处理决定，也就变得更加艰难。

教训3：核电站的设计运营“漏洞”

      对海啸、电源完全丧失、炉心损伤，核电站严重估计不足。

      东京电力公司在地震当天负责一线事故处理的课长传田康贵，现在负责东电核电改革方面业务。

      “发生地震的时候，我正好在福岛核电站。”传田说。2011年3月11日以后的半个多月时间，传田一直在现场。在已经失去了从反应堆发回的主要数据的情况下，传田靠自己的知识，尽最大可能不让核电站事故扩大。

      建设在海边的核电站，对可能发生的海啸需要有一个防备措施。“我们对大海啸的防护做得比较脆弱。”传田说。3月11日发生的13米以上高度的大海啸，轻而易举地越过了东电4米左右的防波堤，福岛第一电厂的6个核反应堆周边的大部分设施转眼间就被淹没了。

      大地震到来后，反应堆的控制棒立即停止了运作，核电站本身也停了下来，这看似安全，但随即到来的海啸让所有电源失去了作用，而冷却用的注水车没有准备好，备用的电源车不能立即顺利进入核电站，这些成为后来发生巨大事故的重要原因。

      如果撞车，若气囊能正常启动，驾驶员就不至于出现生命危险。但由于没有了电源，炉心在干烧，而一时又不能注水。炉心的损伤相当于撞车，但没有电源、不能注水就如同汽车缺少了气囊，直接酿成巨大事故。

      发生交通事故后需要立即设定警示信息，防止其他车辆撞上来。而在福岛核电站，反应堆内部情况不明，导致无法迅速排除事故。

      福岛核电站的种种教训该成为世界核电业共同的教训。人类也只有在充分吸取了过往教训之后，才能驾驭核电，让核电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