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2日12时36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首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与世长辞！墨耗传来，国人悲痛。值此，曾经在2012年3月23日为摄制《军工记忆》第一集《水下长征》赴深圳采访彭士禄的撰稿人袁和平将他创作的《蓝海核盾》第四章“澎湃之心”摘录出来，以表达对彭士禄院士——这位国人敬仰的真正的民族英雄无尽的哀思与深切的缅怀。

    启堆前夕的北京汇报

    时光如流水般在彭士禄、赵仁恺、郭作东、刘聚奎、黄士鉴和许多建设者们劳动的指缝中悄无声息地逝去。在热火朝天的陆上模拟堆工区里，各路人马齐聚一堂，科学家、工程师、工艺师和高级技工们在不同的工位、不同的设备设施前，或商议图纸上的工艺、流程和路径，或一丝不苟、紧张有序地安装、调试着……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彭士禄及其团队面临的两场“历史性大考”——陆上模拟堆启动和全寿命期运行试验——进入“倒计时”读秒。这是关乎中国核潜艇事业命运的第一场大决战。

陆上模拟堆安装仅用半年时间全部完成。图为现场场景

    彭士禄回忆：

    当时的口号叫“革命加拼命”，我只能说我们是在拼搏。那真是日日夜夜连续作战，就没有个上下班的概念，我们和工人们安装、调试干得最紧张的时候就连轴转，实在撑不住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一躺下去就睡着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当时，有人在技术问题上提出一些疑问，特别是有项设计中出现物理计算失误，造成反应堆控制棒的数量不够，这样会造成反应堆在冷态下控制困难，如再重新设计，势必要影响整个工程进度。当时有人就说“彭士禄设计的反应堆会爆炸，不安全”，这时我们果断地在反应堆内采取补救措施，增加了可燃毒物棒的数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0年5月1日，陆上模拟堆开始试车。一机部、二机部、六机部，冶金部、海军以及七院等所属的20多个厂、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团结协作，共同解决试车中出现的问题，保证了试车顺利进行。试车结果表明，陆上模拟堆的工程质量良好，具备了开堆试验的条件。
   
    黄士鉴回忆：

    有两大问题对启堆至关重要。一是反应堆能不能控制得住；二是反应堆能不能发出满功率。对能不能发出满功率，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讲做热工水利试验。决定在反应堆里面，用1﹕1的燃料棒做试验，试这个燃料棒最高能传出多少热量；装上热电偶，就反应堆里面的温度、水温进行测量，现在的专业名词叫“连接热通量”。这项试验日日夜夜抓紧做，连轴转，做得很艰苦。

    此时，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尽管已是病魔缠身，但他一如继往地非常关注蜀水河畔的每一步进展。熟谙各方汇报数据、善于运筹帷幄的周恩来深知，陆上模拟堆是一个由2. 67万多台件设备、部件组成的庞大、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其质量如何，必须经过开堆试验运行的考验，才能作出结论。为了及早暴露问题，争取时间改进，尽早给第一艘核潜艇的建造、运行提供经验，经过各方面专家反复论证，周恩来毅然决然地批准进行陆上模拟堆开堆运行试验。这项工程当时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

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上号召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步伐

    《周恩来年谱》记载：1970年7月15日、16日  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核潜艇核动力陆上模拟堆运行试验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着重审查模拟堆启动运行安全问题。强调：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对启动运行试验中的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还指出，这次试验，是我们开发利用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建设的基础。

精心加工每一个零部件，精心调试每一台设备

    会议决定派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领导赶赴现场，跟班工作，及时处理问题。会后，周恩来又两次电话指示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越要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才能符合要求。经各方面的努力，此次试验获得成功。

    直到正式启堆前夕，周恩来突然接到了蜀水河畔909工区军管会主任打来的电话，他立即决定让彭士禄来北京，连续两次听取现场领导和技术骨干的汇报；后来，他为确保万无一失考虑，又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和处理问题，并对参试人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彭士禄回忆：

    我们在做到试验快启堆的时候，有两个工程师跑到军管会去“告状”。那时正是“文革”时期，是成都军区派出的陆军部队来做军管会。这俩人“告状”说什么呢？说彭士禄搞的这个堆是怎么样搞也到不了满功率发电的！说到底，顶其天，最多只能发到70%左右。他们这样一讲，那军管会领导听了，可不着急了吗！因为，他们在业务上不太懂。当时我正在堆上做实验，突然来个电话，就说军管会主任找我去一趟。我到他办公室，我问：“主任什么事啊？”他说：“老彭啊，你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毛主席搞装备那样有气势啊？（指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气概----笔者注）这可是毛主席亲自下达的任务呀！”先给我上了堂政治教育课！听他讲完后，我问：“到底什么事啊？”军管会主任说：“你看这两个工程师讲，你那个反应堆开不了满功率，最多只能开到70%的功率。”我说：“主任，我反复计算过是满功率，他计算是70%的功率，那我们就等启堆开车时来看吧。”那时候我没有提出来，实践是检验结果的唯一标准，当时还没提这口号。因为我相信我的计算是准确的。你当总师自己不算数据，自己不敢拍胸脯，那不麻烦了吗？  

    但是，后来这事的动静就闹大了！军管会主任层层上报，竟然直接报送到周总理那里。彭士禄说：“报告到周总理那去了，那么总理亲自过问。”启堆前，中央专委、国务院把715所副总工程师彭士禄和科技处处长昝云龙专门从工地调到北京汇报现场准备情况。为了第二天的会议，彭士禄在头天晚上准备材料一直到深夜，陈右铭关切地对他说：“老彭呀，周总理每天要处理国内外大事，工作太忙了，你明天汇报一定要简短点。”彭士禄说：“我在总理身边生活过多年，他工作作风深入细致，一丝不苟，工作中容不得半点马虎，汇报不能多占时间，但也要讲清楚呀。”

回忆向周总理汇报陆上模拟堆建设情况，彭士禄侃侃而谈

    彭士禄深情地回忆：

    要提交启堆开车之前，总理就叫我们到北京来汇报。那是我们三个人去的，一个是军管会主任，一个是我，还有我的同事昝云龙，他当时是科技处长，四川乐山人，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物理的，非常聪明。7月15日那天，总理到来后第一句话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我站起来回答——“到！”周总理用他慈祥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看我，并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开始汇报讨论。总理听得非常仔细，问的问题很多，他特别强调：“试验千万不能赶时间……”

    我去向总理作汇报，汇报了一个下午，总理听得挺过瘾的。第二天早上，秘书来电话，说是总理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还要听汇报。那就继续汇报吧。第二天我汇报了之后，昝云龙也向总理作了补充汇报。总理心底有数了，就派了他的专机把我们送回成都。我们回成都之后，马上又回到工地继续做实验。这样讲吧，1970年7月我们去北京向周总理汇报陆上模拟堆运行前准备的情景，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次汇报后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并一直激励我专心致志地做好核动力工作。

周恩来高度关注“09工程”的每一个进程和节点

    在汇报过程中，周恩来总理针对有的同志在谈吐中流露出的自满情绪，再三告诫大家：现在已经闯过了设计、安装、调试和操作四大关，下一步是试验关，不要说百分之百都有把握，哪个环节不注意都会出问题。不要一开始试验取得一点成绩就满足，到处报喜，不要满足。要想一想意外事情，政治上也有意外事情，长征就有土城战斗的意外。所以你们要做好各种预想，考虑各种可能，要把事故处理的工具和步骤都准备好。指挥要高度集中，各自坚守岗位，首先要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第二要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要搞“三结合”。并说，要安全可靠，不一定非要赶在毛主席“七一八”批示或“八一”建军节提升功率，要以搞好为准，如有问题，晚一点也没有关系。

    当海军方面的陈右铭汇报试验结果会有三种可能时，周恩来总理鼓励说：“搞武器试验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有可能还会有牺牲。只要你们把工作做好，认真负责，就是爆炸了、失败了，我也不责怪你们，只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爆炸了再干，总是可以搞成的。”

    当陈右铭提出有一些任务还没有落实时，周总理专门引荐了李水清、李觉、钱学森、朱光亚等工业部门的领导，并当面指示说：“陈右铭说核潜艇工程还有些任务不落实，请你们帮助解决。陈右铭同志，你以后有了问题就直接找他们帮助解决，不要都经过中央专委了，这样太慢。”周总理最后再一次强调模拟堆的试验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以后这句话成为核潜艇研制建造和使用中的一句常用警句。

陆上模拟堆试车现场

青年昝云龙

    昝云龙回忆：

    我参加完这次汇报，更加感觉到周总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从他组织整个两个半天的会议来讲，简直就像行云流水一样。会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在他的主持下，还是一气呵成的，最后形成了这样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开始我都不知道这个会怎么开，会产生什么结果都不知道的，但最后搞完了才知道了周总理对发展潜艇核动力装置的整体思路，包括后来发展核电站等。会议最后开得非常成功，包括他的一些讲话对核潜艇搞出来都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周总理真正是巨人、伟人，在他面前，我们只能算是幼儿园的“小孩子”。

    陈右铭回忆：

    周总理不仅主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还亲自派专机运送参试人员，询问气象情况，甚至关心参试人员下飞机后的具体安排。那次汇报结束我们就直乘飞机到四川，刚下飞机赶到基地现场，就接到罗舜初副司令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刚才来电询问你们到了没有，有什么消息要随时报告，确定启堆时间后必须马上报告；启堆后，电话线路必须保证畅通，已通知电话局和军区注意此事。

    采访中，笔者询问彭老当年汇报时的一些细节。“听说当年您跟总理汇报时，在中间休息时，总理还跟你唠过家常，包括讲到您父亲，这是真的吗？”

    彭士禄说：“对，总理对我说，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他当年从欧洲留学回国，回到广州是我父亲亲自到码头去接的他，我父亲住的地方让他住，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后来我父亲就打游击去了。总理他总讲，说士禄同志你不要改姓、不要改名，你不要改你的出生地点，你是海丰人。就讲了这几句话，紧接着又汇报。总理对反应堆的技术细节问得很细。”

陆上模拟堆装料现场正在严密监控下紧张而有序地工作

    彭士禄接着说：“那次向总理汇报，我看见他的身体明显削瘦，脸上有了不少老年斑，觉得他操心的事太多了。搞这个陆上堆也是困难重重。正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搞过，他那么操心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总理当时最担心两点，一是反应堆能不能控制得住；二是反应堆能不能发出满功率。所以呢，就几乎天天有汇报。就是在核潜艇、反应堆建造期间，总理一直都是很关注的。唉呀，当时我很粗心，不知道他老人家已经患病。”

    讲到这里，彭士禄的声音哽咽了。笔者的眼眶里也充盈着泪水……

陆上模拟堆试验现场运行及监控

    彭士禄回忆：

    我们在正式提升功率试验之前，经过零功率的试验，研究对比国际上十几座模拟堆的运行经验，大胆修改不合理数据，凭着大家的智慧，综合过去学到的知识，敢于承担必要的风险，及时地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确保了陆上模拟堆的试验运行安全。

    郭作东对此回忆：

    当时，正值“文革”混乱的时候，还是有人从技术上怀疑彭士禄的设计。在这种压力下，彭士禄不得不慎重起见，他不得不加大安全性保险系数。但是，运行试验的实践告诉他，强调安全也要有个“度”，超过这个“度”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就会造成“物极必反”。我是负仪器仪表的。那时为了反应堆安全再安全，开始设立的停堆信号数量过多，一见信号闪就停堆；反应堆运行一会儿，再有信号动就又紧急停堆，简直无法连续运行下去。这时彭士禄讲，这样搞下去，那将来核潜艇根本无法执行作战任务。为此，彭士禄和我们商量，还得实事求是，大胆砍掉了近一半的停堆信号，做到既保证安全又能够有效运行。事实证明，这些改动都是合理的。他的“彭大胆”绰号就这么来的。

    彭士禄回忆：

    每一个重大进程都要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操心，他老怕出问题，害怕发生爆炸。当时我们都害怕安全出问题。讲个笑话，光这个反应堆就搞了9个刹车装置，就是随时可以停堆。结果呢，开开开就刹车，刚开两台又刹车。我说你搞这么多刹车怎么走啊？9个刹车。后来，反复研究这不成，为了太安全，那就干脆不生产了？最后，经过科学验证，减少到4个，这样看起来就顺畅了。你要停就停，不想停就不停。这些调整经过专家再论证，上报周总理批准才最终定了。

    讲述至此，我不禁回想起尤子平、黄旭华他们的回忆。他们都说，不论是搞陆上模拟堆，还是搞核潜艇总体设计，还是搞“八字头”设备研制的，那时候我们科研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包括一线技术工人，大家在许多技术问题上都是有争论的。那时尽管在搞政治运动，但要争口气搞出核潜艇来，这个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科学面前、真理面前，都是出以公心的。有时争辩到面红耳赤，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让大伙儿看看。

随着监控室的指令发出，陆上模拟堆进入了满功率试验冲刺！

    这一切让人感受到一种时代的伟大力量。那时，从全国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汇集于此的所有人员，此前并不一定熟识相知，现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进了同一个战壕，他们就是战友，他们就是同志。他们都怀揣滚烫的心，就是在这种境界中不断磨合甚至是在争辩中开始了他们的精诚合作；也正是在这样的合作中造就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军工人高度负责，踏实自信，而不轻易盲从的科学品格。这种为科学研究、为工程技术而献身的崇高品格，后来成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军工人共同的血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一直流淌至今。他们把自己的生死荣辱和国家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不断奋斗、顽强拼搏乃至献出热血与生命，他们用忠诚和信念谱写了共和国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祖国不会忘记！

    中国第一度核电在山沟诞生！

    随着陆上模拟堆开始试车运行，到7月16日升温升压，次日凌晨二时开始提升功率试验，副总工程师彭士禄一直盯在运行监控室。1970年7月18日，也是毛泽东主席“七一八”批示两周年的日子，模式堆正在升温升压中，周恩来总理再次给罗舜初打来电话指示：“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把工作做好为原则。”

    整个试验过程中，在现场模式堆控制室的每位领导和科技人员都聚精会神，全力以赴。他们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在同一时间，远在北京的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通宵达旦，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询问一次试验情况；试验现场的信息通过国防科委及时报告到总理那里。

陆上模拟堆运行现场的记录仪谱写了历史的篇章

    俗话讲，天有不测风云。7月20日，某一连接测量温度、压力的热工仪表脉冲管突然发生漏水，指挥部决定暂时停止试验，抓紧抢修。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电话指示：“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必须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参数。”

    黄士鉴对此回忆：

    我是搞热工水利分析计算的，我的任务就是反反复复搞计算分析，把富裕的、打得保守的裕量消除，尽量计算、分析得准确一点。那时遇到的困难很多，难就难在装在反应堆里的热电偶，要用数据线引出来，引出来就要在容器壁上有孔；看似很小的孔怎么密封，就是个关系安全可靠性的大问题。要密封住，否则高峰高压就会出大事。相关措施，我就不讲了。所有目的都是为了使它能真实的反映水温、热流量，看能不能发出满功率来。工程的精细化程度达到了“百密无一疏”的状况。

回忆历史时刻，八十多岁的彭士禄笑得是多么开心啊！

    7月23日，故障被排除后重新开始升温升压。7月25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指导下，模式堆正式开始提升功率，反应堆的功率从10%开始，按9步提升，在每一功率水平上均稳定一段时间，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测量。

陆上模拟堆实现满功率运行，我在总理面前立下的保证书兑现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回顾这段往事，黄士鉴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得1970年7月30日，当我走进反应堆大厅里的实验室，就觉得气氛不太一样，有点紧张。这个实验室就是测量反应堆里装了热电偶后传递出不同地方的水温的计算室。有了流量出去，通过数据计算出反应堆究竟发了多少功率，这是大家公认的、没有任何可争辩的测量办法。7月30日那天，我们在实验室里工作到下午一点半左右，只见功率提升，一步一步往上提到了99.5%左右。主机满功率是某个数值。有人报告，出况温度多少，热况温度多少，流量多少；我要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实际功率数达到多少。大概在一点半左右，根据我的计算，反应堆数据已到99.5%，说明主机满功率已经达到了设计指标。反应堆能不能发出满功率，已经不存在问题了。但是向老彭报告后，他说再冲一冲。到下午四点半左右，同样有人告诉我温度多少、流量多少，负责计算的我，一下算出功率已经是超过100%了。第一遍算完了，向老彭报告，他没吭声，我又算了第二遍，这个时候老彭就坐在我对面，整个实验室围满了人，包括军管会主任。我事后才知道，彭总当时安排了专人值守气量阀门，实际上是在往高限冲刺。当我算完第三遍，结果就是反应堆功率达到101%，我就给彭总报告。我说：“老彭，已经达到了，还过了一点。”他马上接过计算表看了看，之后二话没说，起身就走了。其他很多人都跟着老彭走了。当时我不知道老彭是有意安排的“最后冲刺”。过了十几分钟，老彭回来了，他先告诉我：“小黄，你算得很好。刚才这个数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报告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试验的时候，跟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是通着的。满功率达到了，老彭就出去报告是这么个结果。他接着又问我：“小黄，你为什么要算三遍？”因为他是我的大组长，我是他的徒弟啊。我回答说怕算错了。他笑了！应该说是1970年的7月30号下午4点半，是我们反应堆满功率不仅达到而且还超过预期值的日子！现场没有鲜花，只有掌声和欢呼，但是我在心底里说我觉得值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就是这时诞生的！

    回忆那个终身难以忘怀的日子，彭士禄说：

    从启堆到升温升压到满功率之后，原子能发电了。我就下令把外接的总电源撤掉了，用我们自己的核电源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海军“09办”的陈右铭就讲，我们今天第一次真正看到原子能发电了！那大家都非常高兴了。从提升功率试验到发电，我已经五天五夜没睡觉啊，困了我就拼命抽烟呗，有时一下抽了五六支烟驱赶疲劳。现在看到原子能发电，我们终于成功了！大家也很高兴，那个兴奋劲儿根本没法形容出来。

陆上模式堆已实现满功率运行。现场却没有鲜花，只有掌声

    划时代的瞬间是这样定格的。当指挥长噙着热泪、声音颤抖地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时，现场沸腾了。“我们成功了！”在这划时代的一刻，模拟堆大厅内外顿时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在场的全体参试人员都热泪盈眶，高喊着：“我们胜利了！”这是发自他们内心的声音，是一种长时间压抑和企盼的释放。此时的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分享成功的力气都没了。彭士禄说：“我已经五天五夜没睡觉了。我在总理面前下的‘保证书’兑现了！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项“中国第一度核电”的历史纪录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上是如此镌刻的：

    陆上模拟堆于1970年7月16日升温升压，次日凌晨二时开始提升功率试验。7月30日二十二时五十三分安全停堆。

陆上模拟堆实现满功率运行后举了俭朴的庆功会，总师彭士禄举杯必干！

    夜已深，人未歇。当反应堆满功率达到工程指标、实现设计要求之后，基地召开了一个俭朴的庆功会。“听说在这个庆功会上，您喝了一斤多白酒？”笔者好奇地询问：“听说彭总的酒量是很好的啊，而且四川的酒也很好喝？”彭士禄爽朗地笑着说：“是啊，那时候没有假酒。那时候年轻啊！”彭士禄骄傲地笑了！笑得如孩童般地灿烂。

    弹指一挥间，40多年过去了。那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一幕早已深深刻写进了历史的丰碑。回首往事，彭士禄感慨万千：“作为科技人员，我们只知道，国家交给你的尖端工程，不睡觉，不吃饭，也要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陆上模拟堆为中国发展核电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代中国》丛书权威的记载是：

    试验期间，周恩来多次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并再三叮嘱要一丝不苟，要取得全部数据。参试人员在连续十五昼夜艰苦、紧张的试验中，对反应堆各系统进行了调试，并对堆物理、热工、水力、化学、屏蔽、剂量、应力、振动、噪音等131个项目进行了测试，取到了全部数据。试验结果表明，潜艇核动力反应堆的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调试的质量良好，在安全可控、自稳性、调节保护性能等方面也比较好，并有较大潜力。

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国的核电事业呕心沥血

    为了进一步验证反应堆设计功率和主汽轮机设计功率、屏蔽结构的改进效果、动力装置的机动性能，又进行了第二阶段提升功率试验。这次试验净运行27天。试验结果证明，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堆的设计建造是成功的，可以达到设计满功率并能超功率运行；屏蔽设计是成功的；反应堆及其动力装置不仅在稳定工况时安全可控，而且能按实战要求承受大负荷变化，机动性能良好，达到了战术技术性能的要求，为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进一步找到了动力装置的薄弱环节，为后续艇的设计改进明确了方向。

    对于中国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反应堆启动试验，人们的复杂心情难以言表。亲历者陈右铭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是一次向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现代科学技术之峰的探险，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开拓性探索。人们急切、激动、欣喜、担心、恐惧……要知道，大家面对的是一个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潜艇核动力模拟堆啊！”

    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

    陆上模拟堆在1970年7月至1979年12月的九年运行中，进行了530项（次）试验，基本摸清了核动力装置的主要性能，取得了堆芯全寿命期运行的完整数据。其间，从1971年2月开始，陆上模式堆经受了83昼夜的长期连续运行考验，相当于核潜艇以平均15海里的时速连续航行近3万海里。彭士禄对此总结：

    在我们的努力下，1967年，陆上模拟堆完成扩大初步设计，1969年完成施工设计图，1970年安装完设备、部件，并于当年如期达到满功率运行，开始各项试验。直至1979年，共经历了9年的全寿期运行试验，消耗了一整炉核燃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9年里，在物理、热工、控制、化学试验以及屏蔽、剂量、振动、噪声、应力测试等方面，共进行几百项试验，取得了所有完整的数据。

    1979年12月反应堆停堆后，进行了开盖检查鉴定。长期运行和开盖检查结果表明，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是成功的，为新一代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并且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陆上模拟堆的建造和试验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连续奋战，基本完成了六大任务：

    （l）验证了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总体布置和安装质量，为以后核潜艇动力装置的设计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2）暴露了核动力装置在设计、制造工艺、材质等方面的问题，也找到了一些需继续改进的薄弱环节，为改进提高提供了依据；

    （3）通过各种试验和测试，基本摸清了核动力的战术技术性能，对今后深入研究和部队使用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4）培训了第一艘核潜艇动力系统新组建的首批艇员，为第一艘核潜艇的试制、顺利下水和艇员掌握反应堆操作技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共培训外单位人员1000多名；包括培养了一批核潜艇基地和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5）积累了大量的运行、检修、管理经验，初步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对以后核潜艇的使用管理具有指导作用；

    （6）重点开展了物理、热工、化学和控制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了成果。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潜艇陆上模拟堆全寿期运行试验”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荣获“国防科技委员会科技一等奖”。

    1979年l2月，陆上模拟堆完成了一年的运行总结和反应堆开盖准备后，终于光荣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永久关闭；1981年，反应堆的顶盖被打开，卸除乏燃料，随后对反应堆堆芯、压力容器和全部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鉴定。结果证明，经过9年的运行磨损，核动力装置的主设备情况仍然较好。再次证明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的总体设计是成功的。

中央电视台“军工记忆”画面：陆上模拟堆被拆除后，只留下一座空空的厂房

    反应堆开盖卸除核燃料工作是在强放射性的条件下，借助于机械手等专用工具远距离操纵的，拆除反应堆使我国摸索出一套核动力退役处置的程序。至此，我国在潜艇核动力领域经历了从核动力反应堆的设计、建造、安装、调试、运行、退役开盖卸料和放射性废物处理的整个实践过程，获得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陆上模拟堆被拆除后，只留下一座空空的厂房，曾经燃烧着的我国第一座陆上压水型反应堆最终消失，成为这片山谷永远的记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大大地振奋了当时民族的精神。而中央决策层十分明白：与其说中国奋力跻身于世界核大国的行列，倒不如说这种核大国的地位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来自国际环境强权政治、军事霸权的威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两弹一艇”（指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的成功使中国人独立拥有了制定并实施“以核制核”战略的能力。但同时也让中央高层领导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拥有的来之不易的“核地位”，仅仅是为了制造核武器吗？“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人类、造福社会，才是我们不变的初衷。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成功运行，特别是首次试车即达到满功率发电，引起了中央专委对下一步在中国发展核电站、解决电力紧张问题的高度重视。

原子能工业的大型离心设备

    1970年春节后的第三天，即2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听取了上海市严重缺电情况的汇报后，说出了一句考虑已久的话：“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还要搞原子能发电。”

央视纪录频道播出“水下长征”画面：曾经燃烧着的我国第一座陆上压水型反应堆最终消失，成为这片山谷永远的记忆

    就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的这么一句话，让自从创业以来一直秘密构建中国军事领域“核盾牌”的驯核人，在承担的历史重任上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大转变----由单纯承担绝密的军事任务开始转变为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由于周总理讲话的时间是1970年2月8日，这项工程就被人们简称为“728”。这一数字日后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工程高度保密的代号，也成为中国核事业史册上最有意义的日子。

    彭士禄谈到他做的另一件大事时说：“当第一艘核潜艇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中央决定，将这支队伍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军转民的主战场。我们就拿出更多的精力去搞核电站了！”

    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史诗般的贡献。在《周恩来年谱》中是这样记载的：

    1974年3月31日，周恩来带病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七二八”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

    周恩来提出：“当前，一方面抓批林批孔，另一方面也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抓重点科研项目。关于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强调：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尖端科研队伍过去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所有这一切，都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实行军转民的重大战略开启了时代的先声。

    (作者：袁和平，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直属机关党委原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