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一篇对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汤紫德的采访录。采访中汤先生对流传的核工业几位老领导就业体制的现状，向中央提出建议一事，阐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同时对前数年国内核电进展形势，以及核工业转民初期的核工业体制等发表了许多看法。本网站认为，这些问题对我国核电今后的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一些久远的历史问题，更需要重现历史真面貌。为此本网站特地独家专访了核电资深专家张禄庆先生，请他也对上述问题发表看法。张先生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以下是经他本人审阅过的采访记录。为了方便读者进行观点比较和思考，本网站特将汤紫德先生接受的采访录，作为附件全文转载于后。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讨论与点评。

关于核工业老领导的建议信
      核信网： 十分感谢张先生能接受我们的采访。相信您一定已经看过前几天《第一财经日报》上刊登的对汤紫德先生的采访了（张点头称是）。那太好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见过几位老领导的建议信吗？请您就此谈些看法。
      张禄庆： 老领导的那封信，我还真没看到。只听说是反映有关现在核工业体制问题的，因此就不太好对信本身讲什么看法了。我不知道汤先生是从哪儿看到那封信的。对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十分正常。但我不明白，汤公指责这几位“参与过创业的老人萌生失落感”，从“计划经济怀旧心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依据何在。倒是从汤公讲话的字里行间明显可辨，作为30年前当事者一方的汤公，对另一方当事人，如此出口伤人，新帐旧恨一齐算，自己埋在心底30年的失落感和郁怨之情溢于言表。气量太小，尤失长者风度，金人遗憾。

关于当代核工业的战略定位
      核信网：多年来业界一直争论核电姓“电”，还是姓“核”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张禄庆：我国核工业自1981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开始“保军转民”战略转型起，核电作为其主要民品问世后，就一直存在核电属性的争论。我认为，应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辩证看待此问题。
      核电是利用原子核结构改变而释放的核能发电的电种。从这个意义讲，它姓“电”。应当恢复其作为二次能源的商品属性，服从与其它电种完全相同的生产和调度要求、接受标杆电价。
      但是，必须注意核电同时具有的特殊性。一方面，核电厂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物质。一旦核电厂发生严重事故，失控释放到周边环境的放射性物质，可能对公众和生态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核电的能量来源于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材料，必须防止其被非法盗取，甚至被恐怖分子掌握。所以每一个发展核电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核电厂及核材料的安全，提高核电的准入门槛，将它们置于极其严格的监管之下。核电厂营运单位，必须满足国家核安全监管机构设定的资质要求，并获得相应的营业执照。核电厂主控室运行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取得运行执照方可上岗。从这个意义上讲，核电又姓“核”。
      对于我国这样已拥有必要而有限的核威慑力量的大国，还有更深一层意义。核科技体系是我国核威慑力量的基石，核工业作为高技术战略产业，肩负着“军民融合，富国强军”的光荣而崇高的使命：核电正逐步成长为电力供应的重要支柱，可以提供安全可靠、清洁环保的稳定的基荷电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军民两用核电技术的发展，将为同源同宗的军用核动力技术输送先进的设计理念、更优越的工艺和材料，提升军用核动力装置的战技术水平，保持且不断壮大军用核科技研发队伍。此外核工业还始终要按时足量地保证核武器和军用核动力对核材料的各种需求。这就是我理解的当代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定位。
      这里需要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关注和核工业老领导建议的问题是和平时期中国核工业如何正确执行在优先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主要力量转移到民用上的“军民融合，富国强军”发展战略及其体制问题，而汤公一伙纠缠的是想方设法搞军民分线的核电管理体制。两者看问题的出发点与高度不一样。

关于外国核工业体制的认识
      核信网： 您刚才提到军民分线。汤先生说，美、法、日、韩等核电先进国家，都有军民明确分线的成功经验。您怎么看？
      张禄庆： 这个问题用不着讲太多的理论，只要举几个小事例即可说明问题。美国的在役攻击型和战略导弹型核潜艇，最先进的技术是西屋公司设计的S5W和GE公司设计的S8G等。汤公肯定知道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核电供应商。这就是汤公说的“军民分线，互不干扰”吗？我敢打赌，汤公过去与法国人那么熟，应该也知道，法国只有一家和蒸汽系统供应商，那就是阿海珐的前身砝码通公司，而法国的核潜艇和核航母都市自己独立研发的。至于日本和韩国，我不知道汤公从何得知这两国有“严格区分的军民两条线”的，至少我没有从公开报道看到日韩两国搞核军工这样的信息。汤公唯独没有提及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明确执行军民合一的核工业举国体制，而且在现今国际核电市场上取得遥遥领先的骄人业绩。汤公就将这个不利于己的论据忽略了。

关于我国的核工业体制
      核信网： 那么张先生认为我国应当采用何种体制？
      张禄庆： 一个国家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核工业体制，应该根据其具体的国情自行决定。外国经验可以参考借鉴，切记全盘照搬。我国核军工起步时期，采用举国一致的核工业体制，极大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最快的速度独立自主完成了“两弹一艇”的研制，初步建立了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新时期核工业转型的提法有过“保军转民”、“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富国强军”的演化，但军民共线的思路始终没有改变过。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拥有并维持必要但有限的核威慑力量，以保障国家安全。随着核电装机容量的增多，完全不需要设置军民分开的两条燃料循环链。
      更重要的是，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性产业。核心技术拿钱是买不来的。必须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新。在立足自主创新的同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实现“军民融合，富国强军”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全国有线的科技研发设计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攻克核燃料循环链中的薄弱环节，提升整体水平。
      我们常说要从核电大国发展成核电强国，要让核电走出国门。众所周知，核电强国绝对不是靠核电装机容量来支撑。没有自主创新的民族核电技术，核电强国和核电技术走出国门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话的精神实质。他说：“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以我国一直从事军用核动力技术研发设计任务的著名研究院为例。这次该院承担自主化三代核电机型ACP1000的核蒸汽供应系统设计，在以我为主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出色完成了设计任务。通过对核电先进安全设计理念、材料、工艺的融会贯通，将其移植到军用核动力设计上，有助于实现军民两种同源同宗核动力工程技术共同发展、携手进步的目标。这条正确的技术发展路线，理所当然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关于前些年中国核电发展的评估
      核信网： 汤先生在采访中回顾了近十年中国核电的进展，明确指出“这些年中国核电的发展还是蛮顺利的”，后又用了“大好形势”来形容。不知张先生对此评价有何看法？
      张禄庆： 如果汤公不给出这样的评价，我才会感到惊讶。按照国核技筹备组组长陈肇博先生的回忆：“2003年下半年，中央正在研究引进核电技术，当时国内不少人认为，在原来二代核电技术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二代加’是现在运行得最好的核电技术。在此情况下，有6位对世界三代核电发展了解得比较深入的专家给中央写信说，现在国际上的三代核电技术已经成熟，很多国家都在准备建三代核电，中国要大规模发展核电，应采用最先进和最安全的三代技术。收到信后，曾培炎同志很重视，开始调研三代核电。这也是国务院首次关注并锁定三代技术的由头。后来这件事被业内戏称为‘核电六君子上书’”。汤公应是“六君子”领衔之人。陈组长是圈内人，他的回忆与评功摆好绝不会错。因此，“全盘引进，一步跨越”路线的始作俑者，非“六君子”莫属。
      核电起步30年后的今天，国内核电建设竟然出现“无米下锅”的尴尬局面。从高层领导到基层科技人员都意识到的困难形势，汤公却称之为“大好”。联想起十多年前就被汤公忽悠为 “最先进、罪安全、最成熟”的西方三代压水堆技术，其建设项目严重拖期，至今一台未建成。难不成汤公的思维坐标系与常人反向？
      至于汤公将自主创新研发三代压水堆机型，斥之为“分散努力”、“重复建设、耗费人力、资财，甚至标新立异、引发恶性竞争”，我只建议汤公不必花时间研究搞不懂得专业资料，抽点时间学习学习党的18届3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收益会更大。
      至于汤公引证的前几年“一批新的核电新项目陆续开工、建成、投运。”更加反衬出“全盘引进，一步跨越”的失误。因为要不是这批汤公一伙根本瞧不上眼的自主化二代改机组开建、逐步投产，我国首部“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就要泡汤。
      我很欣赏汤公说的这段话：“特种核动力装置的研发也受核电迅速发展的影响，技术不断进步、队伍不断壮大；此外，核军工系统内拥有的核电装机规模、运营赢利更是大幅增加，并已具备自主开发、设计建造新一代核电厂的能力。这些进展，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我认为，如果后面再加上“这再次证明了‘军民融合，富国强军’的正确，以及‘全盘引进、一步跨越’的失误”就更加完整了，只是汤公尚未认识到。

关于核电起步时期的管理体制
      核信网： 汤先生在采访中讲了许多核电起步阶段的事件。我们年轻人有时都给搞糊涂了。希望您也能讲些这方面的情况。
      张禄庆： 就我知道的讲一点吧。这些资料你们要多方收集资料，相互印证，才能得到事情的真相。
      汤公讲的“1983年9月成立‘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以及“明确了我国核电管理体制的基本构架，即由当时主管电力的水电部负责核电站的总体设计、建设、运营和管理；由核工业部分担核岛部分工程及工艺系统设计，供应核燃料组件及核辐射监测等特殊设备；由机械工业部负责核电站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成套供货。”有文件可查，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正如一些已过世的老专家所批评的：负责“统一组织领导全国核电发展及核能和平利用各项工作”的核电领导小组，忘记了编制《国家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这件首要工作，直至小组成立24年后，第一步中长期规划才出炉。没有发展规划，造成相当长时期内核电发展方针多变，核电项目多为“首长工程”，建设节奏或快或慢或停。
      汤公将“1986年初，由军工部门接替对核电的各项管辖权”，归咎于“把核电装入核军工的篮子里”的人为因素，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当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不久，为了吸取事故教训，保证我国核电安全，国务院慎重做出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决定。何错之有？在这种形势下，战略转型后已更名的核工业部能知难而退、不临危受命吗？这样“一次大的变化”岂是核工业部能够自作主张的？
      核科技研发设计队伍原先全部隶属于核工业部。战略转型后，国家决定核武器科研独立，其它核科技研发设计仍由核工业部负责。核工业部充分发扬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体制优势，在核电起步阶段取得了很好的业绩：自主设计、建造了首台秦山核电厂30万千瓦机组，结束了我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4台这类机组成功落户巴基斯坦，良好的运行业绩深得用户好评。核工业部抽调大批技术骨干，参加大亚湾工程建设、生产准备。他们成为后来中广核集团的中坚力量。中核总集中了以中国核动力院为主的各单位精兵强将，在自主研发军用核动力建立起的技术基础上，通过“以我为主、国外咨询”，成功开发出秦山二期65万千瓦双环路二代改进型机型。这大大增强了中核集团科技人员自主创新发展民族核电的信心。这不仅证明了我们已掌握的技术能力，更证明了真正的技术能力不是引进的直接结果，而是在自主开发基础上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十一五”期间我国开建的一批M310改进型百万千瓦机组的设计也是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为主完成的。
      汤公后面编的所谓“军工封堵”谎话就更不着调了。他说，中广核“续建岭澳二期工程时却遭遇封堵，无奈拖延至管理机制松动后，时隔五年才得以开工”。岭澳二期工程是2005年开工的，往前推5年是2000年。当时我还在岗，汤公不知在哪高就。中核与广联手推“国产化驱动新项目”，始终推不动。后来才知道，领导去周游列国，海外寻宝去了。将“十五”期间，我国核电没有新开工项目的责任推到中核集团头上，没有任何道理。
                                                 
附件为全文转载：
      核军工“大一统”时代不值得怀念
      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谈核电体制改革
      林春挺
      [ “大一统”指的是对核电、核军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汤紫德说，从过去的实践来看，这种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核军工替代能源电力系统主管核电，忽视了核电的能源属性，以致机制不顺，阻碍了核电的发展 ]
      中国核电会不会恢复到上世纪后期由核军工集中管理的体制？《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从相关权威渠道独家获悉，目前，业内各界正在对此展开又一轮的讨论。
      “最近，核工业界几位老同志上书，怀念核工业传统管理机制，倡议实行核工业‘大一统’，恢复核军工与核电集中管理体制，以克服当前‘资源分散’ ‘重复建设’多种弊端。”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汤紫德在8月11日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这已经“引发了又一轮改革核电体制的讨论”。
      在核工业界，“大一统”指的是对核电、核军工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汤紫德说，从过去的实践来看，这种体制的主要弊端，是核军工替代能源电力系统主管核电，忽视了核电的能源属性，以致机制不顺，阻碍了核电的发展。而中国目前已经把核电主管职能从国防科工委(军工口)调整到国家能源局归口管理，并有效促进了核电的迅速发展。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从事核军工的部分老同志仍旧怀念当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艰苦奋斗，取得卓越成就的经历，试图仿效俄罗斯承袭苏联的传统管理模式，主张在国内以高度集中方式，再现核军工对核电的‘大一统’管理。”汤紫德说。
      在他看来，核电与核军工行业属性各不相同，绝不可实行“大一统”管理。而这已为美、法、日、韩等核电发达国家，实行“分线管理”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也为中国改革核电管理机制以来，使核电迅速发展的实践所证实。
      今年以来，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强调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核电和走出去的力度，并将在年内再新开工一批核电项目。
      基于此，汤紫德认为，新的形势预示，中国核电发展规模将不断扩大，新的形势正朝着建设核电大国、强国的目标前进，要求各界紧跟形势，迅速完善我国核电产业链的建设，以适应当前及今后有序健康发展的需要。
      他认为，完善核电产业链的关键，首先要做好理顺机制的顶层设计。
      “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的方针，被业内认为是突出核电安全、高效两大要素，阐明二者辩证关系，更加显现了核能和平利用的本质特征。
      另一个是，继续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消除“分散努力”干扰。他指出，前一时期，中国改革核电管理机制，集中纠正了“大一统”弊端，对与之孪生的“分散努力”未及时制止，特别是在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上，业内各集团都要自立门户、自行其是，以至于国内核电采用机型、技术标准和开发方式依旧“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在设备制造业内也同样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他说。以上“分散努力”所造成重复建设、耗费人力、资财，甚至标新立异、引发恶性竞争的状况，各界都有察觉。汤紫德认为，有关部门应在优化核电产业链的顶层设计中，有针对性地做出安排，实施必要的结构调整或资源重组。
      起步时期的管理机制
      第一财经日报：你较早介入中国核能事业开发，请你介绍一下中国核电发展的来龙去脉。
      汤紫德：我国核电起步至今已五十多年。1970年，正当世界和平利用原子能、发展核电热潮兴起之初，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市发展核电，以缓解华东地区缺煤少油困境。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统一组织领导全国核电发展及核能和平利用各项工作，具体负责提出核电发展方针，确定重大技术方案，统一组织对外谈判和协调各部委之间工作等。
      上述决定同时明确了我国核电管理体制的基本构架，即由当时主管电力的水电部负责核电站的总体设计、建设、运营和管理；由核工业部分担核岛部分工程及工艺系统设计，供应核燃料组件及核辐射监测等特殊设备；由机械工业部负责核电站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成套供货。
      以上决策和部门间分工及其有效实施，明确了核电由能源电力系统归口管理的准确定位。这一定位立足于核能和平利用，肯定了核电的能源电力的基本属性。而这种定位早已为世界核电发展历史及其成就所公认。
      日报：这种做法最早好像是在美国。
      汤紫德：对。二战后美国就这样做了。而到了1954年，美国政府就明确对原子能应用的两种取向“实行分线管理”，并在此原则下制定了《原子能法》，有效推进了核能军、民两个产业发展，使其在各持所长、互不干扰的原则下，朝着各自取向发展。
      美国印证了这种管理模式是技术进步、市场走向，更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西方有核国家采取分线管理办法，进一步促进了核能应用两种取向相辅相成，各得其所。法国仅用十余年工夫，迅速实现了核电标准化、批量化发展，使核能发电量占到该国发电总量的80％，一跃成为世界第二核电大国。同时，还带动法国在核燃料循环、后处理规模和技术方面的全面发展。
      现在看来，我国核电起步之初的体制建设，符合“分线管理”的原则。
      “相互制约、阻碍发展的乱象”
      日报：你怎么看曾经的“核电姓‘核’”的说法？
      汤紫德：在当时情况下，国内从事核军工的部分人员，由于专业或部门利益的局限，分不清核能军用与和平利用的区别，千方百计要把核电与核军工糅合在一起，甚至极力宣扬“核电姓‘核’”的糊涂观念，抹杀核电的能源属性，以实现把核电装入核军工的篮子里，实行集中管理的目的。
      在其影响下，1986年初，由军工部门接替了对核电的各项管辖权，不仅接收水电部对核电的规划、设计、建造、运营和管理职能，对国务院已明确核电领导小组的职能也横加干预，甚至国家核安全局领导的人选都要逐一钦定。值此，设备制造部门主动放弃了对核电站成套设备的设计、供货职责，甘愿“来图加工”，规避责任。
      日报：这样做以后带来了什么？
      汤紫德：人们记忆犹新，在我国核电机制改由核军工部门集中管理期间，由于背离核电能源属性，对核电发展带来伤害居多，教训深刻：
      在核军工部门接管核电后，首先是正在进行中的广东核电项目被迫终止了“技贸结合”的对外合作谈判，倒退为“技贸脱钩”，使已接近尾声的谈判成果付之一炬，全然背弃了国内多年追求的自主化、国产化目标。
      核军工替代能源电力系统主管核电，扭曲了核电的能源属性，使本该归属于能源电力口的各项职能，如发展规划、建造计划、技术接口、投资渠道等全被阻塞。
      受行业局限，核军工主事的核电，受制于发展没目标、资金没着落、技术没依靠，只得以“适当发展”应付局面，继而投资依赖国外卖方信贷，实行多国采购、多种机型、多种设计、多国标准并行，断送自主掌控能力。
      核电由封闭的军工部门管理，约束自主发展，迫使广东核电挣脱桎梏，成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成功翻版大亚湾核电站，建造了岭澳核电站，但随后续建岭澳二期工程时却遭遇封堵，无奈拖延至管理机制松动后，时隔五年才得以开工。
      这揭示了我国核电体制——“集中管理”(或“垄断”)与“分散努力”矛盾，二者并存，相互制约、阻碍发展的乱象。
      翻开历史，我们会看到：由于“集中管理”与“分散努力”并存机制的抗衡和骚扰，在“十五”期间，我国核电没有新开工项目，不仅背离当时全国能源电力紧缺的形势，尤其是酿成了核电工程闲置、人心不稳、技术流失的严重危机。
      改革机制的重要转折
      日报：核电机制在什么时候出现转折？
      汤紫德：进入本世纪，我国能源电力紧张加剧，当时国家计委上报了加快核电自主化建设，以缓解能源电力紧张局面的请示，很快得到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国务院领导及时做出了“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不敢再走错一步，不能照顾各种关系”和“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指示。
      随即国家启动了“第三代核电技术国际招标”，在专家评议基础上，中央及时做出：引进美国西屋AP1000成套技术，组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包括组建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具体负责组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随之我国核电生产力获得解放，国家制定了我国首部“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核电主管职能从国防科工委(军工口)调整到国家能源局归口管理。此后，一批新的核电新项目陆续开工、建成、投运。目前，我国核电在建规模居世界第一。
      日报：也就是说，这些年中国核电的发展还是蛮顺利的？
      汤紫德：对，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减少了核军工对核电的干预，不仅核电得到了迅速发展，核军工自身的整体实力也同时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如核军工主体业务——核燃料生产能力及技术水平。
      特种核动力装置的研发也受核电迅速发展的影响，技术不断进步、队伍不断壮大；此外，核军工系统内拥有的核电装机规模、运营赢利更是大幅增加，并已具备自主开发、设计建造新一代核电厂的能力。这些进展，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
      在如此大好形势下，从事核军工的部分老同志仍旧怀念当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艰苦奋斗，取得卓越成就的经历。然而，长期以来核军工封闭、保守的落后观念制约发展，以致有关专业单位先后被迫转制或分拆出来，包括工程物理研究院、广东核电，中核建、上海核工院等。
      这一过程，使一些参与过创业的老人萌生失落感，渴望重振事业，主张仿效俄罗斯承袭苏联的传统管理模式，以高度集中方式，在国内再现核军工对核电的“大一统”管理。
      但必须看到，国情、民情和时代在进步，在国内核电、核军工“分线管理”是解放生产力的举措，并已有效促使二者各持所长，取得迅速发展。
      同时，还要更新观念，认清核电、核军工两者基本属性、技术追求、市场氛围各不相同，不存在“同类项合并”的基因。
      核电管理体制必须深化改革，决不能再走回头路。一定要牢记，我国核电起步后到本世纪初，由于混淆核能应用的两种取向，导致管理体制不顺，造成我国核电“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制约发展的严重教训。
      遵循国务院基本原则
      日报：针对完善中国核电产业链，你还有哪些建议？
      汤紫德：遵循国务院2012年7月9日发布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关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目标。要求“统筹开展第三代核电站建设”，以及同年10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新建机组必须符合三代核安全标准”，“按照全球最高安全要求新建核电项目”的基本原则。
      另外要贯彻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就是要“加强在运核电站安全管理，确保核电站安全运行。适时启动核电重点项目审批，稳步推进沿海地区核电建设，做好内陆地区核电厂址保护。
      再一个就是巩固核电、核军工实行“分线管理”的改革成果。只有依据市场经济普遍规律，运用市场合约和诚信纽带，构筑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相互合作的新型关系，才能带动核电产业链的形成和核电产业的健康发展。
      最后一个是，注重核电产业链中“电厂”、“设备”、“燃料”三大环节的关联和差异。电厂，是核电产业链的龙头，是生产电力、形成安全高效电力系统、保障电力供给的主体。设备和燃料是核电产业链中两大供应环节，其中，设备是构成并实现核电厂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燃料是核电厂安全持续生产电力的能量来源。
      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在核燃料生产供应方面，中核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是我国唯一主管核燃料生产供应企业，有责任为国防军工和发展核电提供所需核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