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能源供应一度因经济的狂飙突进而显得非常吃力，不过，当时间来到2008年下半年，偏紧的能源供应终于露出逐步宽松的局面。

　　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前所长周大地的话来说，“现在，除了天然气仍然紧缺之外，国内其他能源的供应都较为宽松，能源供大于求的局面将维持一段时间。”

　　事实上，天然气的紧缺也有望很快得到缓解，建设中的西气东输二线项目东段工程，预计在明年（2010年）竣工，建成后将每年从土库曼斯坦进口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能源供需的渐趋缓和，也终于让官方有了喘息的机会，并借此对能源领域进行相关调整。前几天，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金融危机使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缓和，为能源行业“休养生息”，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提供了重要机遇期。”

　　用价格调整中国的能源行业布局，比如，从今天开始施行的燃油税费改革，是官方调整能源格局的第一步，而加强对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的扶持，仍将是2009年不变的诉求。

　　红薯挽救能源危机

　　电话打到刘锦超手机，他正在厦门国际机场，准备登机前往江西赣州。半个月来，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北京、河北、四川等多个地方，在他的计划里，明年的全国“两会”前，还有十几个“老少边穷地区”等待自己去宣讲和“拓荒”。

　　这位四川大学原子分子物理研究所的教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学习，师从爱因斯坦的学生、物理学家凯利。

　　刘锦超认为，他从凯利处得到的最有价值的建议之一，便是爱因斯坦早年对凯利的教诲：“用能量的概念来思考科学世界。”

　　而现在，他终于也“用能量的技术实现了能源的开发”。原本从事钠原子的光电离能级结构等基础研究的他，在去年攻克了一项生物质能源技术——用红薯来提取燃料乙醇。

　　生物质能源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但其先天的道德风险却也往往让它难以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用粮食来制造能源，等于与人争夺食物，不少人认为，生物质能源的不断发展，正是造成去年全球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

　　但刘锦超对此不以为然，“红薯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挽救了中华民族，以往是作为食物，将来是作为能源。”刘锦超介绍说，“红薯是一种非常‘贱’的作物，生长非常容易，科学种植下，亩产可达5吨，”而他的研究团队目前已经实现大约8吨红薯可以提炼一吨燃料乙醇。

　　作为红薯种植大国，目前中国的红薯年产量大约是8亿吨，这意味着如果将所有红薯用于提取乙醇，这种新型燃料产量将达到1亿吨，这个数字大约与中国目前每年的汽油消耗量相当。

　　乙醇的燃烧值虽然不及汽油，但其利用效率却往往比汽油高，就实际提供的能量看，乙醇和汽油大致相当。

　　未被“重点发展”的生物质能

　　在中国，生物质能源技术发展最初是为了消化国家粮库中的陈化粮，但当将近1亿吨的陈化粮被消耗完后，乙醇生产开始转向采用新粮作为原料。

　　2006年8月，中国确定了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4个重点领域，即农村沼气、农作物秸秆生物气化和固体成型燃料、生物液体燃料、秸秆发电。

　　但同年底，国家发改委又紧急下发通知，要求立即暂停核准和备案玉米加工项目，并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对国内一些地方盲目发展玉米加工乙醇燃料不予支持。

　　好在国家发改委次年春天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生物质发电与生物质成型燃料仍然与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等一起，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资源潜力大、技术基本成熟的可再生能源。

　　这正是刘锦超最近在忙碌的事业，虽然同样被列为“重点发展”，但近年来中国的生物质能明显未如风能和太阳能般发展迅速，2008年中国风电装机总量已跃上1000万千瓦的门槛，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制造能力也已跃居世界第一，但中国的生物液体燃料产量却不足世界生产大国的十分之一。

　　“虽然我不是两会代表，但我已经找到许多代表委员了，我会把加快生物质能源发展写成提案，让政府落实其在‘十一五’规划的内容，加大生物质能源发展力度。”刘锦超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在去年（2008年）所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我国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在2007年以来，已经开始陷于停滞，2010年之前的形势也不会有大的改观。”

　　但刘锦超仍在去往各地的路上，作报告，会见各地的两会代表委员，他对自己的技术和提案非常有信心。

　　不匹配的光伏制造与市场

　　和刘锦超一样忙碌着的，是上海高道投资管理公司的执行董事芮健，谈起今年的工作，芮健说：“我估计不会再有礼拜六礼拜天了！”

　　他所在的公司正酝酿在中国西部建设一个新能源园区，包括国家资金支持在内，总投资额有望超过300亿元人民币。在这个可能于今年春节后敲定的园区中，太阳能将是主打能源形式。

　　从2007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是太阳能光伏电池的第一大生产国。2007年，中国内地的光伏电池产量达108万千瓦，占到全世界的27.2%，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如果加上台湾地区的产能，这一数字将达到36.4%，几乎是另一光伏电池生产大国美国的6倍。

　　而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报告预测，这一数字有望在2008年被刷新为300万千瓦，将占到全世界的一半左右。

　　与强大的生产能力相比，中国的光伏电池市场却与其极端不匹配，截至2007年，中国光伏系统仅安装了2万千瓦，仅占世界光伏市场的0.71%，仅为排名世界第一的德国的六十六分之一。

　　两个“在外”（市场在外，原材料在外）是对中国光伏发电企业的恰当描述，这种类似于改革开放早期的“三来一补”的市场格局，使得光伏发电企业在去年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面前显得多少有点措手不及。

　　有人做过统计，与年初相比，在美国上市的多家中国光伏发电企业市值下降幅度均在80%以上，进一步的融资正变得困难。

　　对此，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副理事长、光伏分会主任赵玉文表示，资金链断裂或者弱化，对市场和产业直接造成运转缓慢，而中国市场基本在国外，内需市场没有启动，市场对产业起不到支撑和缓冲作用。再加上中国原材料短缺，获取成本高，在金融风暴情况下，中国的光伏产业市场竞争力较差。

　　期待上网电价法

　　前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报告也预计，所有新能源形态中，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可能就是光伏发电企业。该报告称，“2009年我国和世界光伏发电市场虽然会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但是增速将大幅度下降，进而转变为消化近年来形成的市场泡沫，整个行业开始重新洗牌不无可能。”

　　但芮健对此毫不在乎，他神秘地表示，他将在今年合适的时候宣布一项已经可以量产的光伏电池原材料提取技术，该技术将有效解决目前太阳能光伏电池原材料的高耗能高污染问题。“这将是一个让市场轰动的消息。”芮健说。

　　自从2005年中国光伏产业开始进入跨越式大发展以来，光伏电池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的本土产量与实际需求量的缺口就一直在扩大，每年递增比例都在100%以上。不过在光伏产业拉动下，中国的多晶硅产量的增幅也相当惊人，近3年来每年的增速都在300%左右。

　　据赵玉文统计，目前中国有近50家公司正在建设、扩建和筹建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超过10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其中一期规模超过4万吨，投资超过400亿元。一期建设基本上在2007至2010年期间建成投产，将基本可以满足光伏产业发展。

　　不过，对于“如何启动中国的光伏内需市场”这个问题，芮健也无法解答。据芮健介绍，酝酿中的园区生产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将全部销往海外。

　　而赵玉文则希望官方能效仿德国，实行《上网电价法》，对企业进行发电成本的补贴，启动我国光伏市场，促进光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风电大跨越

　　除了急速扩张的核电装机容量，中国还有着雄心勃勃的风能项目。

　　2007年8月公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2010年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被保守地定在了500万千瓦。但这一数字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就已经被翻了一番，达到1000万千瓦，这意味着，风电已经超越核电这一在中国发展了三十多年的能源形态。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司长周喜安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下一步将重点加快百万千瓦风电场的建设，同时建设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3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打造“风电三峡”。

　　目前三峡水电的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而一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就大致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的装机容量。目前，3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展开。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到明年（2010年）中国将很可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大国。而官方的规划中，2010年以后，中国的风电新装机量要达到每年1000万千瓦以上，至2020年，风电装机总量有望突破1亿千瓦。

　　但再宏伟的目标也需要一步一步走出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秘书长秦海岩就发现，目前中国风电发展中的基本面即发电量正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驱动风电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政治意愿和强制性市场份额政策。

　　“国有大型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只希望增加风电装机容量，没有考虑风资源是否充足。”秦海岩说。

　　同时，电网建设不完善也成为中国发展风电的软肋。目前，中国风能资源丰富地区通常远离风电负荷中心，大型风电项目通常建立在电网薄弱的边缘地区，导致风电发电量不能被电力公司全部收购。

　　在技术上，中国风电也有待进一步国产化。目前成熟的风电技术是在欧洲地中海气候中研制开发起来的，地中海湿润的西风与中国多风沙的强季风截然不同。

　　“风沙钻进机组，对齿轮的磨损很大，很难保证机组能正常运转50年。”一位来自东京的新能源公司销售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这是他们在权衡了中国市场的风电和光伏电后，决定主攻光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