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一位瘦小精干的广东人，爽直乐观又沉默寡言，腼腆内向。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身上燃烧着一团火，这团火，是那样炽烈，那样熊熊不息！

      彭士禄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1922年领导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并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在海陆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后来，彭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不幸于1929年被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
彭士禄的母亲蔡素屏，在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后，即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要斩草除根，年仅4岁的彭士禄也在敌人的搜捕中。

      小士禄是烈士留下的一棵根苗，是革命的星星火种。百姓们悄悄地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了他，先后有20多位父母收养 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了他更多的母爱。在潘舜贞家时，他唤潘舜贞为姑妈。姑妈待他特别好，当时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鹅肉，她叫彭士禄吃肉，却叫7岁的亲 生女儿啃骨头。小士禄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和小姐姐分着吃。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8岁的彭士禄与姑妈一起被捕，在狱中他又遇到另一位住在山顶的阿 妈，他和两位妈妈一起坐牢。牢房的难友们知道他的身世以后，共同凑钱给衣服槛楼的小士禄做了一件红格子上衣，蓝格小布裤。女牢里有位大姐常给他讲红军的故 事，讲红旗。她说红色意味着革命斗争的烈火，意味着人民群众赤诚的心。士禄穿上红格子衣服，铭记着红色，心中燃烧着不息的火焰。

      彭湃故居

      当年，反动派的《南山剿匪记》和《广州民国日报》中刊登的“共匪彭湃之子被九师捕获”中的照片，就是彭士禄穿着这套难友们为他捐赠的衣服照的。

      彭士禄回忆这段历史时，总是说：“我是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老百姓对我这个烈士遗孤好极了。他们自己没吃的，却让我吃 饱。有的人为掩护我而坐牢，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价才保护下来的呀！我对人民永远感到内疚，无论我怎样地努力，都感到不足以 回报他们待我的恩情。”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彭士禄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力量源泉。

      彭士禄在狱中

      这段历史还铸造了彭士禄最基本的性格：善良、正直、大公无私。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过“私”字这个概念。在延安中学时，发了津贴，他就 买红枣大家一起吃，今天你吃我的，明天我吃你的。30多年以后，他当了副部长，东西还常常被拿去“共产”，从鞋子、衣服、打火机到烟、酒、茶，谁需要谁就 拿去。难怪广东的侄女托人给他带月饼来，特别写明由他爱人收，不让他拆封，怕他又“共产”了。他总是关心别人。在四川，一位同志家庭生活困难，他送去了 150元；在武汉，一位技术员的母亲去世了，他也让妻子送去100元；他出国回来，彩电票和美元让给司机去买；一位出色的技术工人患了心脏病，要见老领导 彭部长，他得知后立即驱车百余里前去探望。

      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将彭士禄接到重庆又转送到延安。刚到延安时，彭士禄不会讲普通话。青年干部学校参加下乡宣传，演话剧， 导演让他扮国民党兵，说只要他抱着枪从舞台一边跑向另一边就可以了。彭士禄当时却怎么也想不通：“我从小受国民党迫害，我怎么能演国民党兵呢？真倒霉！” 但转念一想，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需要我演，我就得演好！于是他认真的扮演了这个角色。

      延安大生产

      也许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一到延安，他就显得很成熟。和他先后到达延安的那一批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虽然也都穿上了灰军衣，个个成 为一名小战士，却时时流露出孩子的天真和稚气。他们无拘无束，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大都是中央首长家中的座上宾、小食客。这中间却很少见到彭士禄，他独自 一人留在学校里读书或劳动。周恩来、叶剑英伯伯，蔡畅、帅孟奇妈妈等许多革命前辈都很关心他，经常叫他去玩，他却很少去。他不愿意给首长们增添麻烦，更不 肯去分食他们仅有的一点营养品。有一次，邓发、贺龙在党校吃狗肉，专门派警卫员来叫他，他才跟着去了。

      刚到延安中学读书时，彭士禄学习很吃力，因为他过去只读过两年书，上课都听不懂。但是他这个人有个倔脾气，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 好！他的数学基础差，没学过几何就要学三角，什么sin、cos，弄得他都糊涂了。他着急地问老师：“为什么叫sin、cos？”老师反问他：“你为什么 叫彭士禄？”告诉他，三角公式要下功夫死记硬背。于是，他刻苦努力，终于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优秀”的评语。当年背的三角公式至今还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 中。现在，他脑海中储存、排列和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他说这基础是在延安中学打下的。彭士禄有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理解以 后再记忆，弄不懂绝不囫囵吞枣。对一个问题，他常常举一反三、反复思考、反复演算、反复验证。

      1942年，由于战争的需要，上级从学校调一批人到中央医院当护士。彭士禄自告奋勇首先报了名。他立志要做一名好护士，然后做一名好医 生，为战士服务，为革命服务。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都去当了护士。彭士禄在内科、外科、妇科、传染科都学习和工作过，其中还有一件事让他很得意呢！他说 贾芝、李星华老师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抱到这世界上来的。4O多年以后，他向贾芝老师说：“我是第一个抱你的女儿的！”语气之中还似乎有一种自豪和神秘 感。而贾芝对这件有趣的事竟一无所知。

      1945年彭士禄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七大”党章规定党员要有预备期，由于彭士禄表现突出，破例免去预备期，1945年8月1日，他一人党即为正式党员。

      1951年夏，彭士禄在北京通过了赴苏联学习的考试。临行前，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谆谆叮嘱着：我们老一辈打下了江山，现在要靠你们年轻的一代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厦了，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学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1956年，彭士禄在莫斯科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随后，又被访苏的陈赓将军选中，命他继续留苏进修原子能动力专业。

      1958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学完归国，被分配到核工业部工作。彭士禄一直都是一个事业心强、积极进取的人，也从此迷上了核动力。现在他经常的话题，除终生不忘的养育过他这个孤儿的“妈妈”们，又多了个核事业，这是他时刻挂在心上的事业。

      1958年7月，聂帅向中央写了专门报告，将核潜艇列人了中央专委的重点项目，当时是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技术转让和援助上。但是 1959年赫鲁晓夫拒绝给予援助，并提出了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要求。毛主席识破了赫鲁晓夫的伎俩，指出苏联妄图控制中国海军建设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 毛主席说：“核潜艇，我们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决心。

      1961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防尖端工程也在缩短战线，为集中力量攻克原子弹和导弹，核潜艇也列人了调整项目，只保留下少数骨干力量，从事调研核动力装置的核心项目，为重新上马做准备。

      下马的反应堆研究室负责人彭士禄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在困难的条件下积极进取。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生活困难，彭士禄并不陌生。生 活上的困难，对他根本不算什么。他只是牢牢记着蔡妈妈（蔡畅）对他（也是对当时的许多孩子）讲过的一句话：“打江山的是我们，搞建设要靠你们！”所以他不 觉得苦，只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重。

      摆在彭士禄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平均只有8元钱的行政经费；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浮肿或转氨 酶偏高，他们像全国人民一样在忍饥挨饿；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

      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人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 况，组织了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就寝。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 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船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同时，彭士禄在室内开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由他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主讲。他 要让全室人员尽快都姓“核”。通过边学习边干，同志们很快便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使这些门外汉迅速地站 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随后，彭士禄又迈出了坚实的第三步。他把全室人员分批派出去，结合本人分工进行专题调研，包括国外情况与国内生产能力及生产水平的情 况，带着问题下工厂，到其他研究单位去请教学习。回来后进行专题论证报告和学术讨论，从而对各系统的功用和组成，对设备型号的选择，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彭士禄懂得，核动力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懂得内在规律，势必得不到工作上的自由。他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准备着。

      当时，国内的计算工具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在彭士禄的主持下，就用这样简单的计算工具对收集到的国外的数据进行反复验算、校核和修正。彭士禄亲自计算和校核了许多的数据，经过选择论证，确定了我们自己装置的100多个静态的和动态的主参数。

      在这个基础上，彭士禄选定我国使用压水堆，确定了我国反应堆的工作压力。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和突破。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彭士禄的选择是正 确的。苏联当时已投人使用的“列宁号”核能破冰船，仅使用几年后就将反应堆的工作压力从200个大气压降到130个大气压。彭士禄主持论证的屏蔽电机全密 封式主泵（这是反应堆一回路系统的心脏部件），已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而核燃料组件和其他重要设备经过论证都确定了设计方案。超前的准备工作，推动 着核潜艇研制工程的重新上马。

      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彭士禄，还是那种不怕死的性格。他一头扎到工地上，简直把命都豁上了。他患有胃病，胃疼了20多年，但 从不看病，只顾工作，毫不顾及自己。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他胃疼得厉害，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汗水湿透了全身。他被抬到工地医务所，医生诊断为急 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领导和同志们焦急万分，立即与北京联系。北京闻讯后，由海军首长派专机将海军总院外科骆主任和麻醉师送到工地。手术 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手术时，医生还发现他的胃上还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行愈合的疤痕。医生说：“彭士禄的忍耐力太强了！"可他还是那 句老话：“不怕死，就死不了！”特殊的性格锤炼了他的忍耐力，也铸造了其特殊的生命，他确实死不了。手术后第三天，驻地发生强烈地震，他被同志们用担架抬 出来，送上飞机回到了北京。在海军医院住院仅仅一个月，他又开始了超负荷的工作。医生要他少吃多餐，一天四五餐，他哪有时间，一上班就又仍然是三餐普通 饭；也怪，他的身体接受了，适应了。

      彭士禄从小有一股敢于冒险的精神，只要对人民有利，他就肯去冒险。还是在他患肺病期间，医生给他的三条禁令中有一条是不准游泳。那年延 河正发大水，一位老太婆的孩子被冲到了河里，彭士禄听说后，凭借从小练就的一身好水性，几次潜水，终于捞出了孩子。老太婆非常感激他。彭士禄后来说：“我 喜欢见义勇为，喜欢帮助弱者，我潜下水去就是捞不着心也安了，因为我尽了责任，这个风险值得冒，必须冒，我喜欢冒风险！”

      “冒风险”是彭士禄一个突出的性格特征。他常常说：“干事业，哪有不遇到困难的？怕困难，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吗？”

      1964年10月，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3月20日，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彭士禄等兴奋异常。此时他主持的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已完成，很快便着手主持核动力装置的施工设计。

      接着，他们用马粪纸和钢丝制作的潜水艇核动力装置1：10的舱室模型完成，随后便开始设计建造1：1的陆上模式堆工程。

      彭士禄作为总工程师亲自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 克服。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风险，还有什么创新卿，为此，彭士禄得了一个雅号：“彭拍板”。凡是他主持的工作，他都敢拍 板。工厂的工人们和科技人员都信任他。这时，聂帅却给他一服“清凉剂”：“搞核潜艇比两弹还要难！”使他工作更加周密仔细。

      在选用我国反应堆工作压力时，他不迷信成功国家的数据，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周密的计算，把200个大气压降为140个大气压。他冒着风 险拍板了，事实证明他对了。模式堆最后一道安装工序发现差错，彭士禄领着“敢死队”奋战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后一只元件盒入堆。然而有人谈堆色变，担心会发 生爆炸。面对全国2000多生产厂家和研究所研究制造的这些设备，谁敢承担这个风险呢，周总理再三嘱咐：“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 功……”这话语重千钧，责任与义务都不容推卸。彭士禄经过反复核算论证，又拍板了。在安装焊接出现间题时，有人提议报废，还是彭士禄拍板，不惜一切代价抢 修，又是一个星期的不眠不休。1970年8月，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满功率运行。

      当彭士禄正在甩开膀子大干的这个时刻，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了。彭士禄顶住了一切干扰，边建立试验室，边进行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技术设 计。他一边应付着造反派们的批判，一边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反复地研讨、设计、审定。当工作进人到最紧张、最关键的日子里，他96岁高龄的祖母——彭湃的母 亲，一个为革命献出了6个儿子和媳妇的老人，却被污蔑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为了革命已牺牲多年的父亲——彭湃，被“四人帮”捏造材料碱了 “大叛徒”；亲弟弟彭洪被拉回海丰批斗几十次，最后被迫害致死；曾与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堂弟彭科的首级，被造反派悬挂在海丰县城楼上达3天之久。

      就是在这个关健时刻，彭士禄本人也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他是怅，他有健全的思维，他不能不想这三代人的奉献和牺牲换来的是什么？然而耻辱和冤屈没有压垮彭士禄，他没有吭一声，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他一天也没有离开他的事业，一时也没有忘记核潜艇。

      为了确保核潜艇研制一次成功，中央批准在1970年建成陆上核动力装置。但由于受“文革”的影响，直到1968年夏季，陆上模式堆工程 主厂房的基础坑还未开挖，距中央指定完成满负荷运行的日期仅剩下短短的20个月了。厂房建设、艇舱建造、设备安装、单机单系统调试、综合联调、物理启 动……这一切都要在20个月内完成。

      时间、形势、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为此发出了特别公函，毛主席签发了“7.18”批示，聂帅在国防科委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只争朝夕”、保质保量，圆满地完成任务。

      彭士禄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他调动了他能调动的一切力量，在试验基地军管会和指挥部的领导下，基地上的8000名解放军、工人、干部、科 技工作者联合起来了。他们热血沸腾，齐心协力开始为夺回失去的时间，为圆满地完成任务而奋战。彭士禄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千在工地，哪里有困难、有问题， 他就出现在哪里。与此同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领导叶帅、聂帅等全力支持彭士禄和他的战友们。周总理调动和指挥着全国 2以刃多个工厂、研究所、大专院校的科研人员，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1个部、院的有关人员来配合彭士禄和试验基地的各项工作。

      1969年10月，核动力装置大厅进人安装阶段，近万台件的设备、管道、电缆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安装任务。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抢建，物理、热工水力、结构力学、化学腐蚀、材料、自动控制、仪表等十几个实验室建成，并投人了实验运行。

      就在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准备启动的重要时刻，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中央专委会议，进一步听取汇报。周总理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们，又像当年打仗时一样，亲自披挂上阵指挥了。

      1970年7月15日下午，正在基地做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准备启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彭士禄，被紧急召进北京，向中央专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当他和基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普云龙3人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中央各部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已经在座了。

      不一会儿，周总理在叶帅、聂帅等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陪同下，步人了大厅。见到这么多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同志来听取工作汇报，彭士禄的心情紧张、激动，有些不知所措。

      周总理刚入座，第一句话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

      彭士禄立即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在！”

      周总理用慈祥而又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彭士禄，向他微笑着点点头，然后转身轻声地间坐在身边的叶帅：“你认识他吗？”

      叶帅毫不犹豫地说：“认识！”

      周总理又转身向另一边，给身边的同志介绍：“他是彭湃同志的儿子。”

      这时，“四人帮”的干将黄永胜突然恶狠狠地插话说：“彭湃的母亲在海丰县成了“慈禧太后”了！”

      周总理没有说话，只是朝黄永胜严厉而又冷冷地盯了一眼，黄永胜便再也不吱声了。

      汇报开始了。周总理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非常仔细、认真地询问着每一个环节，从反应堆的设计、设备生产，问到设备的安装、调试；从燃料 元件、压力壳的质量试验情况，问到蒸气发生器和主机的运转；从控制棒的可靠程度问到试验试车中的各项安全措施。周总理问得既详细又透彻，并及时简要地作出 了许多具体指示。彭士禄和其他同志迅速记录着。

      周总理说：“你们说，现在的试验己经经过了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四大关，但是要记住：还有一个试验关！你们要记住，千万不要认为已经 是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了，就不在乎了。哪一个环节不加以注意，试验都要出问题！”接着他又精辟地指出，“科学试验与革命工作一样，既要大胆积极，又要有步骤 地、稳妥地进行。当然，首先是要有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但在具体工作上要做好。”周总理恳切地说：“现在要求你们要做好各种预想，要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情 况，考虑各种可能。”

      整整进行了一个下午的汇报，还未进行完，周总理要求第二天上午继续汇报。

      次日汇报开始前，有同志问周总理：“总理，您昨晚休息好了吗？”

      总理在沙发上轻松地挪挪身体，风趣地回答：“噢，听了你们的汇报，我兴奋得一夜未睡！”

      彭士禄他们向周总理请示，希望能在毛主席为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作出批示的7月18日那一天，启动反应堆提升功率。

      周总理听后，作了认真考虑，他指示道：“现在可以预定在7月18日提升功率，但不要赶任务，一定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要以搞好为准，准备不好就不一定在7月18日启动反应堆提升功率。”

      周总理知道彭士禄是个心直、性急、有冲劲的人，便对专项任务办公室主任陈佑铭说：“他们3个年轻人有敢想敢干的冲劲是好的，但容易考虑 不周。陈佑铭同志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应该帮他们把把关，不要跟他们年轻人一样去冲。我们年纪大一些的总还是有点经验吧！你要好好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设想方 案。开始联动，要注意测试数据的收集，尽量做得慢一些，细一些。”随后，周总理又补充道：“要扎扎实实地搞试验，在陆上试验成功了再下水，在今后还要使设 备长期可靠地运行，运行中一定还会遇到问题，那就再研究改进嘛！”

      这次中央专委会议批准了反应堆提升功率这一关键行动计划。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又再一次叮嘱：“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会议决定，彭士禄他们立即返回试验基地。周总理决定用自己乘坐的专机把有关人员送回基地。

      周总理说：“我问了天气预报，11点以后天气不好，我们这个会要提前结束，10点半送你们上飞机。”

      接着，周总理亲切地征求意见：“从这儿（会场）直接送你们到机场，不回家了，行不行？”

      “行！”

      周总理笑了：“对！我们过去革命哪有什么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会议结束前，周总理紧紧地握住彭士禄的手，深情地说：“小彭，记 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彭士禄把这句话深藏在心底。周总理要他记住海丰，那是第一个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周总理要他记住自己是海丰 人，就是要他继承和发扬海丰人民无私无畏的英勇革命的斗争精神；周总理要他永远不要改名换姓，那是因为在血雨腥风的时代里为了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他 不知姓过多少个姓，换过多少次名，最后还是党给他恢复了原姓，取了属于他的名字。

      7月17日，反应堆开始升温升压。周总理通过电话，随时了解着情况。周总理电话指示：“要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越要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地做细致工作，这样，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数据。”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艇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陆上模式堆的一次试验成功，为第一艘核潜艇的按时下 水提供了充分的有利条件。4年多来，2000多个工厂、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将士齐心协力的成果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接着，彭士禄奉命赶赴造船厂，开始了第一艘核潜艇调试的任务。

      1971年7月1日，第一艘核潜艇首次实现了艇上核能发电。

      彭士禄（右2）

      1971年8月，迎着盛夏灿烂夺目的朝阳，新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开始了她的处女航！

      此时此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却毫无喜庆之意，压在他心头的是核潜艇还有许多技术上的细节需要改进，仅仅能航行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有 实战攻击的能力，要能承受导弹的发射；人民海军正等着核潜艇加人现役，祖国的海疆、世界的和平需要核潜艇保卫；新一代核潜艇等待投人建造；原子能的和平利 用有待汲取它的经验，彭士禄怎能有丝毫的懈怠？党和人民的重托，周总理、叶帅、聂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是那么沉甸甸地压在他那并不宽厚的肩膀上。

      是啊，这6年来，谁能知道在核潜艇的研制过程中，作为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的彭士禄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耗费了多少心血？承担了怎样的 风险和责任？拍了多少次板？有人说，彭士禄天不怕、地不怕、胆子撑破天。是的，为了事业，他胆大包天，他从小就默默地承受着与他的年龄、与他瘦弱的身体不 相称的重任和磨难。总是这样超负荷地运转，就是机器也报废了，何况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常人？他为什么不声不响，从不诉苦呢？难道他没有苦闷、思虑和怀疑 吗？他爱喝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莫非他在拍板的时候也有几分怯懦和犹豫？他是否也在寻找一种力量和支持呢？武松如果不是多喝了几碗酒，醉闯景阳岗，也 未必能赤手空拳打死那只猛虎。苏联撤走了专家，中国一无技术设备，二无片纸资料，三无前人经验可循，士禄怎么就敢在这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屡屡拍板呢？那不可 能是十拿九稳的拍板，他说有七分把握就拍板，那剩下的三分胆量又从哪里来呢？

      徐特立前辈在延安革命教育工作中曾提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原则。延安中学的师生正是遵循这样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彭士禄一直把这三条作为他做人的准绳。

      彭士禄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妻子和一双儿女。妻子为他掌管着一切，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妻子心脏病严重，几次病危都悄悄住进医院，不肯打 扰他。他知道后总是忧心如焚，时刻惦念着爱妻，然而却无法陪伴和照料她，无法尽一个丈夫的责任。他照样出差，照样要去工作，他认为那里更需要他。他无暇顾 及他那个小家，他心中只有工作和事业，装着革命的大家。

      彭士禄天不怕，地不怕，是一名铮铮铁汉，然而在荣誉面前，他却那样腼腆，那样羞涩，总是藏着、躲着。他经常忙碌在工地上或出差在外，参 加国家科学大会时，稀里糊涂被叫去开会，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获奖者。后来，他又一次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从不追求名利，不考虑个人得失，然而 荣誉却悄悄地公正地来到他的身边。

      从1939年彭士禄跑到东江纵队参加革命开始，50多年来他没向组织提出任何一点个人的要求。别人住房越调越大，他却说自己家人口少， 主动由7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什么时候长工资，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他一概不知，也不打听，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58年回国 定级至今他只调过一级，他绝不伸手。他说：“党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他给不少单位当顾问，但从不领取报酬，他说：“对国家有利，不比那几分钱更有 价值？”

      彭士禄火一样的精神，曾在那个真理被扭曲的年代，激发了核反应堆工地上8000多人心中的爱国热情。这支队伍中有“臭老九”，也有工 人、解放军指战员；有走资派、保皇派，也有造反派和逍遥派，大家统一到一个大目标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7？18”批示。于是奇迹发生了，在一穷二白的条 件下，仅用了6年的时间，中国核潜艇研爵制成功了，在外国人眼里这不能一不是一个谜。其实谜底很简单，门就是无数像彭士禄这样的科技干部、工人、解放军指 战员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结果。

      彭士禄

      核潜艇成功了，彭士禄跟着又投入了研究和创建核电站的工作，大亚湾和秦山都有他坚实的足迹。彭士禄已经被载人世界名人录，但他的脚步仍 旧没有停下来，他仍然日夜奔波着、劳碌着。他说：“我父亲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开创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纪元。我远不如我的父亲，我要学习他的精神， 来者为中国核动力事业拼搏，甘当中国核潜艇、核电站的开山、铺路人，甘当老黄牛。”是的，他是属牛的，牛一样的性格，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与人无 争，与世无求，默默地耕耘着，奉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