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全球核电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中，关于核电到底是该走引进路线还是倚重自主化路线的话题，曾引起广泛的讨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政府与企业研究所所长路风，曾带领团队在三年时间里对业内资深人士进行了大量访谈，并系统研究世界和中国核电自主化路线，试图探解中国核电自主化发展的路径迷局。

　　以下文章发表于六年前，由路风教授及其团队所著，原标题为《被放逐的“中国创造”——破解中国核电谜局》。今年是中国核工业创建60周年，在中国核电大发展，并面临核电大规模走出去的当口，此文的意义在于可以对如何提高核电自主化能力有所反思，以便未来能更好地提升中国核电的竞争力。

　　中国核电用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三轮引进”之路：中国核电在1980年代的第一轮发展中确立了以“引进+国产化”为主的路线;1990年代，又经历了以纯粹购买电容为目的第二轮引进;虽然与引进并存的自主发展走了20年，它却被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一轮核电发展计划彻底放弃了，2002年末至2003年初所确定的新一轮核电发展路线，再一次是依靠对外引进，而且是比前两轮引进更彻底的全盘引进。

　　国外核电巨头鲸吞着中国核电建设数百亿美元的庞大蛋糕，我们自己拥有的核电技术知识产权却被日益边缘化。中国自主创新的道路，为什么在举国上下的自主创新口号中越走越窄

　　1靠引进吸收就真能提升自主化能力虽然国际招标方案当初是以每千瓦1800-1900美元上报中央批准的，但负责引进的国核技公司现在已要求业主准备按2000多美元/千瓦的价格来接盘，而且还附带了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条件——“上不封顶”。

　　中国能源问题的日益严重，发展核电的重要性获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开始制订“十一五”规划时，就已经把发展核电列为保证未来能源供应的重要手段。

　　但从一开始就引起争议并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2002年末至2003年初所确定的新一轮核电发展路线，再一次是依靠对外引进，而且是比前两轮引进更彻底的全盘引进。以大亚湾核电站为标志，中国核电在1980年代的第一轮发展中确立了以“引进+国产化”为主的路线，但同时也存在着以秦山核电站为标志的自主开发。

　　1990年代，中国经历了以纯粹购买电容为目的的第二轮引进，相继购买了加拿大的重水堆和俄罗斯的压水堆，并且继续购买了法国核电站，但同时也开工建设了自主设计的秦山二期核电站。虽然与引进并存的自主发展走了20年，它却被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一轮核电发展计划彻底放弃了。

　　第三轮引进路线倡导者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国内核电站机型“五花八门”的局面严重干扰了中国核电技术进步和国产化进程，而秦山二期核电站是参考大亚湾核电站“照猫画虎”建造的，在事故预防、缓解措施以及防火设计等方面与国际上新的核安全标准还存在差距，已丧失了作为“主力机型”的条件。因此，中国核电必须“采用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直接引进国外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站技术，走“一步跨越”的新路。

　　这个方针的具体实施方案是：通过国际招标，在国际三代核电机型中选定一种作为中国核电技术的发展方向;先建设4台招标引进的机组作为“国产化”依托项目;在2010年之前开始实行这种引进机型的批量建设，并于2020年达到4000万千瓦的目标;其中除了中国已有的11台机组870万千瓦，均为引进机型，国内已掌握技术但属于落后的机型不再建设。

　　2004年9月，中国第三代核电站的招标工作正式开始，标志着第三轮引进路线开始实施。但招标谈判的时间大大超过预期。2006年12月，招标结果终于公布，美国西屋公司的AP1000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当时媒体广泛报道，西屋胜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报价较低，但具体价格说法不一，在每千瓦1000-1500美元之间。

　　同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技术转让的谅解备忘录，双方企业签署了项目合作备忘录，并继续就商务合同进行谈判。2007年3月，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西屋联合体在北京签署第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核岛采购及技术转让框架合同，在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建设四台AP1000机组。同年5月，负责引进第三代技术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正式成立。

　　根据官方的定义，这个公司“是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对外签约，受让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实施相关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中国核电技术品牌的主体，是实现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工程建设和自主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和研发平台。承担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在不转移外方责任的条件下，组织外方、项目业主成立项目联合管理机构，负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核岛及其接口等相关工程设计、设备采购和工程建设。”同年7月24日，国核技与西屋在北京签署了技术引进协议。

　　虽然“一步到位，实现跨越”的方针已经开始付诸实践，但中国核电发展的美好前景并没有浮现出来，第三轮引进路线仅仅实施了几年就已显露出不少问题。

　　第一，如果完全依赖这个路线，就不可能完成到2020年建设4000万千瓦核电能力的规划目标。引进路线本打算以AP1000来统一中国核电建设的技术路线，即通过购买、复制这种机型来批量建设核电站。

　　但是在做出了全盘引进的决定之后，人们才发现，由于AP1000是一个未经实际验证、甚至尚未设计定型的机型，所以不可能在第一批机组建成并证明能够安全运行之前进行批量建设。于是到2006年不得不临时改变初衷，为被他们认为应该放弃的所谓二代技术开了门——批准了一系列采用国内设计的二代改进型核电站上马，把作为全盘引进理由的“一步跨越”改为了事实上的“两步走”。

　　第二，引进路线很难“统一”中国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只能再次走上“万国牌”道路。第三轮引进的一个主要政策目标是“统一技术路线”，但购买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核电站的签约墨迹未干，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就被批准购买了法国的EPR核电站，退出采用AP1000的范围，原定采用这种堆型的广东阳江核电站也被代之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控股的山东海阳核电站。没有人解释过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种局外人比较能够认同的解释是，购买核电站涉及大国政治，向多个国家购买是为了平衡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解释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有道理，也只能在一个前提下才成立——就是中国一定要向外国购买核电站。相反，如果中国的核电发展是走自主路线，那就没有哪个大国会觉得“不平衡”。事实上，被第三轮引进路线所指责的“国内核电站机型‘五花八门’的局面”恰恰是前两轮引进的后果，而第三轮引进只能给这种“五花八门”的局面进一步“锦上添花”。

　　第三，引进路线的代价空前昂贵。全盘引进的代价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尽管业内人士噤若寒蝉，但随着具体项目的实施，一些信息无法阻挡地逐渐透露出来：虽然国际招标方案当初是以每千瓦1800-1900美元上报中央批准的，但负责引进的国核技公司现在已要求业主准备按2000多美元/千瓦的价格来接盘，而且还附带了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条件——“上不封顶”。如果相关真实数据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两条道路的参照系，那么中国依靠引进建设核电的成本至少将是自主建设的三倍。因此，引进路线将使中国发展核电的经济性受到严重质疑。

　　第四，引进路线很难引进技术。原来通过购买AP1000引进技术的思路是，先由西屋负技术责任建成首批4台机组，然后在西屋转让技术的基础上，由中方“独立设计”几台后续机组并由西屋负责“技术把关”，经实际运行验证后进行批量建设。这种方式存在两个重要问题：

　　“再创新”是在给定的产品设计框架下进行，其内容是放大功率。

　　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并没有置于中国的技术研发经验基础之上。负责实施重大专项的国核技刚刚成立一年多，本身并没有技术能力，它所收编的上海核工程设计院也不具有反应堆开发能力，而是一个长于核电站整体设计的机构，所以国核技不可能成为“研发平台”。

　　中国本来具有核动力技术的研发平台，但国核技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将这个项目“私有化”，把具有几十年经验积累的其他研发机构排除在重大专项之外，还声言“不排除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把中国的研发平台排除在外，不靠“国际合作”又靠谁呢

　　技术创新的国际经验与理论证明，能够引进技术的必要条件，是引进方具有相当的技术吸收能力，而这种吸收能力只能来源于自主研发的经验和努力，所以只有将引进活动置于自己的研发经验基础之上才能“消化、吸收”外来技术;成功引进技术的根本标志不是引进方能够按照给定产品设计进行组装，而是通过引进活动生成和提高了自主推动产品变化的技术能力，所以实现“再创新”的根本标志是在吸收外来技术知识的条件下设计出来不同于原设计的产品。

　　由此可见，在AP1000的设计框架下进行复制和放大功率的“再创新”，不可能使中方发展出来开发先进反应堆的技术能力，而引进活动与自主研发经验基础的脱节只能给这种结局加上一个“双保险”。

　　第五，引进路线使核电工业体制更加混乱。在以引进AP1000来统一中国核电发展路线的方针下，国核技成为又一个行政垄断企业。说它是企业，它却握有罕见的权力：它自己并非投资于核电站的业主，但在与西屋的商务谈判中却把业主排除在外;它没有开发能力和经验，因而也不可能是核动力技术的研发平台，但在组织实施国家重大专项时却把其他有经验的研发机构排除在外。

　　说它是公共管理机构，它却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在组织引进中，除了代业主决定商务条件，它还要另向业主收取不菲的管理费;在国家已经为引进技术付费之后，它却要求其他希望分享技术的国有研发机构付钱购买。于是，它先是被赋予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权，然后再将其“私有化”。但这个公司在享受垄断利益的同时却不用承担责任：是业主公司在为它的决策买单。

　　“破绽百出”并没有让引进路线清醒，不等首台AP1000机组在2013年建成运转，它就要从2011年开始这种堆型的批量建设。其实引进派早在2003年就说过：“至于采用先进技术的风险问题，历来风险都是与利益共存的，不敢吃螃蟹的人，怎能尝到其鲜美的滋味”但未经任何实际运转的检验就开始批量建设一种新堆型，这种做法在世界核电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以上述趋势为证据，不得不令人怀疑第三轮引进路线正在将中国核电的发展引上一条高风险的道路，虽然实际风险将取决于决策者修正这条路线的灵活程度。这些风险来源于AP1000的技术风险，来源于代价高昂的引进使核电发展丧失合理性的经济风险，来源于技术路线混乱、体制混乱的风险，更来源于削弱、肢解中国核动力技术能力基础的风险。

　　面对这样一个发展局面，人们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核电发展为什么非要走全盘引进的路线如果追寻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任何关心中国核电长远发展的人都会产生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惑：在中国的核工业建立50多年之后，在中国的民用核电工业经历了30年的发展之后，为什么中国仍然没有形成能够独立发展核电工业的技术能力，甚至连应该怎样发展核电技术能力的途径似乎都没有找到这个困惑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即使引进的必要性得到证明，它也是无法回避的。

　　事实上，第三轮引进路线的被迫修正证明了中国具有发展核电的自主技术能力基础，因为原本被“枪毙”掉继而又被迫批准上马的所谓“二代改进型”核电站，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借鉴过外国技术，都是中国自主设计的。

　　既然具有这种能力基础，那为什么总是认为中国核电的发展只能从购买外国核电站开始中国核电发展的最佳技术路线是不是只能走将外国的“先进”核电站设计加以“国产化”的道路造成中国核电在过去缓慢发展的原因真的是技术不行还是其他什么因素中国的核电发展到底能不能走自主路线存在这么多的困惑，中国核电的发展似乎只能用“谜局”来形容了。

　　2三十多年的战略颠倒符合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核电工业结构，正是西方主要国家的核电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核电工业包括三个市场主体，即运营核电站的业主公司、负责工程施工的AE公司和核蒸汽供应系统公司。

　　具有独立的核动力技术能力基础，中国之所以还在核电发展过程中步履蹒跚，其主要障碍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战略和体制上的。这些障碍的本质，是从来没有把中国核动力工业的发展纳入到核电发展的考虑和规划之中。

　　身为核大国的中国在核电发展上步履蹒跚，其根本障碍不在技术，而在于战略和体制。从现象上看，以往中国核电发展缓慢的直接原因是造价昂贵，与常规电力相比缺乏优势;昂贵的直接原因是过多地依靠引进，而引进的理由是中国的技术不行。但为什么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核电技术还是差强人意分析三十年的历史，答案很简单：不是真的技术不行，而是主导了核电发展的引进路线从来没有把中国核动力技术的发展，列入发展核电的考虑和规划之中。

　　三轮引进路线都是只从对核能需求的角度出发，把兴建电站增加电容作为核电发展的唯一业绩指标。在技术供应方面，他们把“技术”等同于现成的产品，认为购买外国核电站就是“引进技术”，却无视一个被各核电大国的经验所证明的规律：一国核电健康发展的能力基础是本国核动力工业的发展——技术驱动型的美国如此，需求拉动型的法国如此，通过引进追求自主的日本、韩国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也是引进起家，但现在已经控制了几家全球领先的核电技术企业，包括西屋。

　　与这些国家相反，中国在国家层次上从来没有形成过同时考虑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核能战略，几乎所有影响了中国核电发展过程的重要决策都是从增加电容的局部利益做出的。

　　从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体制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引进路线。但如何改革核电工业体制，要受制于发展核电的战略。由于每一轮发展核电的主旋律都是以行政手段推行引进路线，从而忽略本国核能技术的发展，所以对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能使中国的核工业基础为核电发展服务这样重要的问题，从来没有过严肃的讨论。于是，缺乏改革的思路和动力，再加上沿袭下来的行政垄断，使中国至今没有形成符合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核电工业体制。历史说明了这些问题。

　　中国核电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70年，周恩来总理于那年2月8日做出要发展核电的指示。虽然以“728工程”命名的第一个核电站项目早于1974年就被批准上马，但由于在被封锁条件下自行研制的技术难度和核工业内部的争议，该工程的实际建设一直拖到了改革开放阶段。

　　1970年代末，核电发展从增加电力供应的需求角度产生了新的动力，推动这个进程的主角是负责电力供应的政府部门。1977年，中法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由法国提供贷款与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其中包括一座核电站。新的行动者——电力部和一机部——主张下马“728工程”，转而引进法国90万千瓦的核电站，理由是前者的30万千瓦容量太小;而二机部则主张工程继续干下去。由于国家预算中的电站建设资金全部由水电部掌握，所以电力供应部门成为第一轮核电发展的主导部门。

　　虽然70年代末的经济调整迫使拟议购买法国技术的苏南核电站下马，但广东与香港合资的核电站项目因另辟融资渠道而在1982年获得批准，并被纳入水电部的主管之下。在那个渴望外资和技术的年代，广东核电站因成为最大的合资项目而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同时，由核工业部主管的“728工程”也在照顾历史的条件下被保留下来，由国务院领导确定为采用压水堆，工程定点浙江海盐县的秦山，正式命名为秦山核电站。但因为获批的条件是“30万千瓦的核电站就此一个，下不为例”，所以秦山一期并不构成“路线”。

　　1983年3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门讨论核电问题。会议充满乐观地决定，未来要大力发展核电，到20世纪末建成1000万千瓦，先建三套：广东、华东、东北各一套;要与法国谈三套，并谈技术转让;同时试探向前苏联购买核电设备的可能性。

　　那年初，根据国务院的安排，国家科委牵头联合国家计委在北京回龙观饭店召开技术政策论证会，会后编制的《核能发展技术政策要点》经国务院批准，确立了核电高起点起步，技贸结合、引进国外百万千瓦级压水堆先进技术的方针。

　　至此，第一轮引进路线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把建设核电站当作发展核电的全部内容;虽然也强调对“引进技术”的“国产化”，但主要指的是设备的国产化，对如何掌握核电技术的问题却语焉不详。

　　1980年代中期，以秦山一期和大亚湾两个核电站相继开工为标志，中国的核电建设终于起步。回顾历史，从增加电容的需求角度所形成的引进路线确实推动了中国核电的发展，但这个功绩不能掩盖相伴的缺陷——它也确实没有引进什么技术。

　　当时在大亚湾项目的技术引进主导权上，电、机、核“三套马车”又开始新一轮争执，致使国务院把电站引进和技术引进的主导权一分为二，分别交给了水电部和机械部。其结果：对技术没有兴趣的水电部急于工程上马，机械部又不懂核电站最关键的反应堆系统，而已经获得设备采购合同的法方在技术转让谈判中日趋强硬，导致谈判失败。大亚湾最后不过是一个法方负责的“交钥匙工程”。

　　到1985年，国家降低了发展核电的调门，从原来的“要大力发展核电”转变为“本世纪以火电为主，逐步加大水电的比重，核电是一个补充”。与此相应的是体制变化。1986年，国务院决定把核电站全部交给核工业部主管，大亚湾的主管部门也由水电部改为核工业部;同时把准备从联邦德国引进的两台90万千瓦核电机组改为在秦山扩建两台60万千瓦压水堆机组，这既是出于外汇平衡的考虑，也是因为当时中国通过引进技术具备了60万千瓦发电设备的能力，把核电机组改为60万千瓦可以提高整个项目的国产化水平。

　　前两轮引进路线在引进技术上的失败反映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事实：中国从来没有在核能方面形成过国家战略，从来没有把发展本国核动力工业纳入核电发展的考虑和规划之中。不错，中国核工业由于传统重点是核武器开发而在民用核电方面缺乏经验，但正如两期秦山核电站建设所证明的，它并非没有核电技术能力的基础，问题是决策者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发展这个基础。

　　1985年，主管核电的国务院领导在一次讲话中说，“核工业部的‘军转民’，主要任务是为核电站提供核燃料。”既然如此，中国的核动力技术当然就与核电发展没有关系了。在短期内，引进似乎推动了核电的较快发展，但三十年下来，依赖引进而忽视自主技术能力的发展，则成为制约核电发展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