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对核电前景的判断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关注环境危机，推动环境保护运动著称。他一贯积极主张发展“新能源”，而在许多人心目中，“新能源”中当然包括核电。但在戈尔的新著《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TheFuture:SixDriversofGlobalChange，2013)一书中，对于如今备受争议的核电，戈尔明确表示：“在发生日本福岛核电站悲剧之后，核能源的前景进一步暗淡下来。”他还指出，虽然世界上仍有不少核电站正在建设中，“但是以低碳能源选择评估标准来看，核能源的成本和潜在安全隐患都是显著的负面因素”。

      这里看起来戈尔似乎措词谨慎，但从戈尔近年的另一本著作《我们的选择——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OurChoice,APlantoSolvetheClimateCrisis，2009)中，可以进一步了解戈尔在核电问题上的态度。此书也已经有了中译本，在第八章“核能”中，戈尔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重要信息：

      2003年麻省理工学院对未来核能的利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结论是：“核能可以是一种减少碳排放的选择，但是目前来看，核能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核能的利用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

      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核电目前至少有两个致命问题：一是核电运行中产生的放射性核废料无法长期安全存放。二是核电设施本身的安全难以保障，这两个问题也正是人们反对核电最主要的原因。

各国都无法妥善处理的核电放射性核废料问题

      从核电诞生之日起，放射性核废料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世界各国至今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美国很早就向外输出核电技术，但自己至今也找不出完善的解决方案。他们曾试图以邻为壑将核废料输出到别国，但现在已经不可能找到愿意接受的国家。美国鼓吹核电的学者甚至主张现在不必顾虑核废料问题，因为“后代一定比我们聪明，相信他们肯定会解决核废料问题”，这样极端不负责任的荒谬言论，实属骇人听闻。

      姑以台湾地区的核电情形为例：台湾核电30多年来先后有三座核电厂投入运行，已经积累了15000多束用过的核燃料棒，都存放在核电厂的“燃料冷却池”里。这种存放原本应该只是临时性的，所以“燃料冷却池”的设计都相当简陋。按照反核电人士的普遍看法，各国核电厂“燃料冷却池”的安全隐患远比核反应堆本身更为严重，但因为公众一般注意不到这一点，核电厂方面自然绝口不提此事。

      台湾核电的核废料因为找不到安放之处，就让它们一直在“燃料冷却池”里堆积起来。台湾已经在运行的三处核电厂，“燃料冷却池”原本设计每处只能存放2000多束，但现在核一厂的池中已经堆放了5500多束，核二厂的池中已经堆放7500多束，远远超出了设计的承受限度。据说台湾核电厂“燃料冷却池”里的核废料堆放密度已属世界第一。

      许多人关注核电安全问题时，往往只注意“万一核电厂出事怎么办”，核电方面也总是极力向公众保证，他们的核电厂如何安全可靠，其实，目前的核电厂即使正常运行，它仍然每时每刻都在“出事”——它在运行中所产生的核废料，正在不停地堆积起来。

核电设施自身的安全问题

      在福岛核电站灾难之后，一个已经去世15年的日本人平井宪夫，重新被世人关注。因为他的遗作《核电员工最后遗言》早已预言了福岛核电站今天的命运——事实上现在的事态比他当年的预言更为恶化。

      平井宪夫是核电技师，生前参加过日本多座核电站的建设(包括福岛核电站)，后因长期遭受核辐射罹患癌症，遂成为废除核电运动的积极分子，58岁时去世。他的《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的最大价值，在于提供了来自核电建设和运行第一线的真实情况报告——这些情况与公众常见的“核电科普”以及核电专家的安全承诺大相径庭!

      平井宪夫书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指出了如下事实：核电专家在图纸上设计出来的“绝对安全”的核电站方案，实际上是无法在施工和运行中实现的——因为人在核辐射环境中，生理和心理都使他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核电站无论设计多么合理，理论上多么安全可靠，在实际施工和维护时总是难以达到设计要求，难以绝对保证质量。而设计核电站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在现场核辐射环境中施工或检修的工人。

      这是一个以前在关于核电的讨论中从未被公众注意到的问题。

      平井在书中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运行中的核电机组一根位于高辐射区的螺栓松了，为了拧紧这根螺栓，不得不安排了30个工人，轮番冲上前去，每人只能工作几秒钟，有人甚至扳手还没拿到时间就到了。结果为了将这根螺栓拧紧三圈，动用了160人次，费用高达400万日元。平井还告诉读者，日本的核电站总是将每年一度的检修维护安排在冬季，为的是可以招募附近农闲时的农民或渔民来充当临时工。因为电力公司的员工们都知道检修时的环境中有核辐射，他们谁也不愿意去核辐射环境中工作。

核电是经济的吗？

      我们经常被告知，核电是“高效、经济”的，但核电厂有一个非常怪诞的问题——如果说世界上竟有一种只能开工运行却无法关闭停产的工厂的话，那大概就是核电厂了。因为核电厂的核反应堆只要一开始运行，这个持续高热的放射性怪物就如中国民谚所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停产、封堆、冷却等等，都需要持续花费极高的成本。例如，一个核电机组停机封堆之后，至少需要使用外来电力帮助它持续冷却50年以上。

      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就是此次出事的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组。据平井宪夫披露，原本计划运行10年就要关闭的，结果电力公司发现关闭它是个极大的难题，只好让它继续运行。如今它运行了40年终于出事。

      这个问题也是以前在关于核电的讨论中未被公众注意到的。

      戈尔在《未来》中说：“最近几十年来，核反应堆的成本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在大幅稳步上升。”这是一个中国公众不太熟悉的说法，而在《我们的选择》中，戈尔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他说，目前很难在美国或欧洲找到一家著名的工程公司愿意为核电厂的建设成本作出估算，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戈尔还引用“世界核能组织”战略与研究部门主任史蒂夫˙基德在《国际核能工程》中的说法：“要对当前的核电厂建设成本作一个精确的估计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核电厂的建设成本难以估算呢?其实不难理解——在核电的上述两个致命难题目前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核电厂的潜在风险最终都将由社会及政府来承担，其建设成本当然就无法精确估算了。比如福岛核电灾难之后，日本政府迄今还在支付没完没了的善后成本，这样的成本怎么可能在核电站建设之前估算呢?

我们究竟要用多少电？

      福岛核电灾难之后，一些国家决定完全废弃核电。但主张继续发展核电的人则提出了“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与它同行”的说法。

      要评判这个说法，首先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地、毫无节制地增加对电力的需求?我们究竟要用多少电?

      仍以台湾地区为例，目前全岛的电力不仅够用，而且有余。因为台湾电力公司所公布的预期用电量，本来就是留有余地的，它的发电量还可以更大。这个余地称为“备载率”，根据前两年的公开数据，“备载率”为23～26%——也就是说实际发电能力还有23～26%是备而不用的。而据台湾“经济部”能源局2012年度的数据，台湾全岛目前的电力总量中，核电占的比重只有18.4%——明显小于现有的“备载率”!也就是说，如果台湾所有的核电厂全部关闭，现有的发电能力也还是够用而且有余的。

      类似的局面也可以从日本的情况得到旁证。2011年3月福岛核电灾难之后，日本各核电厂的核反应堆纷纷停止运行。在这个预期会电力严重短缺的夏天，日本大力提倡节约用电，结果统计数据令人大吃一惊！东电预期9月份的用电量是4080万千瓦，但东电实际拥有的发电能力是5510万千瓦，也就是说，电力过剩1500万千瓦。此时日本原有各核电厂的54座核反应堆中，只有11座在运行。如以每座核反应堆平均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估算，日本就是“零核电”，电力也已经完全够用了。

      电力明明够用，为什么还要建新的核电厂呢?电力公司的理由是“为了发展”——将来会有更多的用电需求。但我们应该知道，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有更多的电可用，就会用更多的电，以“未来需求”的名义，在眼下就对自然实施疯狂的过度榨取，在本质上是极度愚昧的。我们在不断建造新的核电厂时，是不是应该考虑另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会约束自己永无止境的物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