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制定出产业风险预防制度来减少风险的危害，如核电站的种种制度，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报警系统来帮助人们躲避大灾难。当灾难发生时候，政府、商界和市民都能应急起来。近期人类社会爆发了一系列的灾难，但伴随灾难的却是法规制定的失效、警告被忽略、对灾难愚笨的应对措施和人们常见的一些错误。此外，尽管人们尽力地阻止灾难的发生，但是在复杂、精密的现代社会中这些“正常事故”的发生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福岛核电站发生的不可预知性的一连串事件一样。政界、商界总是试图通过法规，设计，培训与自身的警觉来防止严重事故的发生，但即便这样，一些复杂系统仍然存在发生危险灾难的隐患，因为无论人们多么用尽全力，还是不能确保它们的安全。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再一次重现了工业上最惨重的灾难。这次事故以它高事故等级、可能超过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而被大家熟知。另一方面，这次事故也显示了我们在依赖高浓度能源，操控经济、政治等方面潜在的风险。由此，我们还想象工业上，金融上到底存在多少风险。

      无论人们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做到完美，如同工业行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设计、组件、规程的失败，总有操作员的失误或者意想不到的工况。正因为存在这些不可避免的失误，加上商业经济利润的驱使使得商人没有安全生产，政府只能尽可能的在制定法规中降低这些风险。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报警系统成为处理工业行业固有风险的另一种方式，由此，社会可以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来应对这些事故或者灾难的发生。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即便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完善的预警系统和详细周密的灾难应对措施，也不能阻止灾难性工业事故的发生。因为可能总是存在的，确认工业系统中是否存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隐患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案例。当核电站被私人掌控的时候，核电站安全就会出现问题。私人公司有自己的利益考虑，通过政治、经济的力量阻止法规的有效执行。阻止的最后结果往往是规则的监管者以各种形式屈服了。例如，在日本和印度，负责安全的管理职能依附于那些推动核能发展的政府部门，因此，这种监管是不独立的。美国早期也有类似的问题，但在1975年得到部分改进，把核安全监管权利交给独立的机构——美国核管会(NRC)，把推动核能发展的大权交给能源部。日本现在考虑设置这样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他们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因为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许多观察者指出日本工业界和核安全职能部门有着模糊关系，--这就是美国时代周刊对日本核安全职能部门所说的“核电乡村”。

      当然，甚至在欧洲都有众多唯利是图，却又缺少能源的公司，它们的安全问题同样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但大体上，欧洲核电站核电都属于国有，相对于缺乏管理的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来说更为安全一些。

      与单一的错误相比，整个监管系统的失效很难精确定位。在一个风险行业发生事故后，总能找到监管机构出现的问题。毕竟，所有的部门包括监管部门和化工厂或电厂都有可能犯错误。如果这种在整个系统范围上监管失效了，必须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该监管机构的无能或者共谋。

      规程永远不可能完美。它们不能覆盖所有情况，但不幸的是，每一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一种事故，太多的规程也会妨碍政策安全实践，正如美国核电运行者经常的抱怨。对过度规则的抱怨的同时也流传这样一则轶事：几年前，美国核管会显著增加了对核电站检查的次数，同时发现了一些让人尴尬的安全疏落。当时一个很有权力，同时也是接受工业界大量捐助的新墨西哥州参议员Pete Domenici，威胁美国核管会的高级官员如果他们不减少检查的次数，就将他们的预算减少一半。后来，美国核管会减少了他们的检查次数。我怀疑类似的事件会不会在欧洲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