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国际问题学者

      据日共同社报道，6月22日，负责调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原因的第三方机构“事故调查验证委员会”委员长畑村洋太郎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表示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有可能传唤首相菅直人，以调查事故应对的有关情况，“如果首相本人同意，则有可能公开”。这是该委员会在成立一个月之后，首次对外界披露调查的进展情况。关于众所瞩目的事故调查报告的发表日程，畑村说：“希望到明年夏季确定方向，届时完成报告。”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举世震惊，客观上已成为世界核能产业的分水岭——— 包括日本在内，拥有核电技术的国家无不在重新检讨、定位各自的核电政策，有的国家(如德国)，则干脆作出了弃核(电)的抉择。而所有这一切，可以说都是拜日本福岛核事故之所“赐”。事故发生后，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东京电力公司成了众矢之的，这个在全国性商业电视网和主流大报上一向拥有“安全、绿色”的清新形象的广告大客户，被置于舆论的“显微镜”下，其素不为人所知的“暗部”开始被曝光、解剖。但随着“手术”的进展，人们发现疾患的成因并不仅仅在于一个“问题公司”东电，其背后有更加深刻、复杂的病理。于是，以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调查事故原因，既是应对国内外舆论的需要，也关系到损害赔偿，尤其是此后核电产业政策的重新调整和再定位，兹事体大。

      然而，既然如此重要，调查工作本应该在事故发生后更早的时间着手进行，至少调查机构的设立理应早期实现，可实际上，该委员会在事故发生三个月后的6月7日，才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暂且抛开事故初期，需集中精力致力于应急处理等因素，姗姗来迟的应对本身，便意味着调查工作的阻力之大。但晚做总比不做强，好在“独立”调查机构终于成立，调查工作终于起步了。

      照日本政府的说法，“事故调查验证委员会”设置于内阁官房(政府的办事机构，相当于我国政府的办公厅)之下，委员长由精通失败学和危机学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畑村洋太郎出任，委员由核电专家和司法界人士(10人左右)担任，事务局长(相当于秘书长)则从现职检察官中选拔。调查工作旨在“在对事故原因进行中立的调查、验证的基础上，拿出防止再次发生的政策建言”，也会触及现状的“原子力行政”及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等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问题。委员会下设四个小组，分别致力于四项调查：1.社会系统验证小组负责调查核电站安全规范制度；2.事故原因调查小组致力于事故原因本身的调查；3.防止受害扩大对策验证小组致力于调查住民疏散避难措施是否得当的调查；4.法规制形态检讨小组负责探讨紧急事态发生时切实可行的应对机制。调查对象不仅包括东电高层和相关政府省厅人士，理论上，诸如首相菅直人、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等致力于事故处理的领导人也被认为是调查对象(如无正当理由，不可拒绝提供相关资料和作出说明的要求)。对此，菅直人在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表示：“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被告的话，听上去是很严重的口吻。但如果被要求出席(聆讯)的话，我会出席。”

      既有来自政府的强有力授权、支持，那么可以设想，未来几个月内，这个“看上去很美”的“第三方机构”将根据需要，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传唤菅直人等极端措施，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拿出足以使日本国民和舆论信服的事故调查报告。问题也许并不尽在于调查过程是否公正、透明，还在于其前提，即作为调查工作的实施母体的“事故调查验证委员会”，这个号称“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是否真正“独立”。舆论指出：首先，该机构设置于内阁府内，“第三方机构”说殊难成立；其次，委员会的委员须由首相指名，“独立”性何以体现？按目前的组织机构，调查工作势必被置于政府行政的指挥之下，对被认为是此番“人祸”的罪魁祸首的“原子力行政”的责任追究力度是先天受限的。而若想彻底公正地调查事故原因，并追究包括政府行政责任在内的相关责任者的法律责任的话，目前的机构设置无疑是有问题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方案是，不是置于内阁，而是置于国会之下，其委员由各个政党推荐。

      如果说此番核事故是“人祸”的话，那么其最大成因，便是政府赖以行使“原子力行政”的官僚和东电等电力公司及核电推进派的政治家、学者共同编织的、一个被舆论称为“原子力村”的利益均沾的共谋体制。这个体制的最大问题，不是别的，恰恰是独立性的缺失。譬如，在科技厅时代，负责推进核电事业的原子力委员会和旨在对核电产业行使监督、规制之责的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同属科技厅下辖的行政部门，竟同在一楼层办公，二者之间完全没有“防火墙”。随着桥本(龙太郎)政权时期的行政改革，科技厅与文部省合并，在经产省内新设旨在监督核安全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更是与同省内负责推进核电产业的“兄弟部门”亲密接触，全无独立性可言。事故发生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调查已指出了这一点，并敦促日本尽快解决其“原子力行政”中的结构不合理问题，以保持监督部门的独立性。

      在相当程度上，此次事故调查也未尝不是对国内外舆论的一个交代。可问题既然出在独立性上，那么在诸如调查机构设置等问题上，如果不从重建独立性着手的话，无论调查过程本身多么公正、透明，其结果都未必是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