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危机后，似乎在一夜之间，核能就由一个护卫人类清洁未来的天使，变成了一头令世人恐惧的怪物。德国、瑞士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表示要停建新的核电站，以美国为首的另外一些国家，则声称自己不会因噎废食。

　　世界因为一个“核”字乱成了一团。对于核能这样一个“烫手山芋”，究竟是“冷处理”还是再“添把火”？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许多中国人也更想知道，中国的核能将何去何从？

　　对这个大问题，两院院士师昌绪很关注。“因为核能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吵得沸沸扬扬，我们院士有责任发挥自己的作用，说明一些问题。”作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联谊会的会长，耄耋之年的师老在日前召集起一批两院资深院士，举办了一场“核能发展问题研讨会”。

　　核发展，中国有充足的理由

　　福岛核电站出事以后，多国政府纷纷表态对核电站“非关即停”，核电在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然而，在这些国家作出谨慎的姿态之后，却又纷纷表示支持发展中国家继续发展核电站。比如在几年前，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接待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团时，就发现美国人此行的目的是向中国推销核电技术。无独有偶，德国最近也在热衷于把核电站的相关技术输出给中国和印度。发达国家这些“大方”的动作引起何祚庥的思考，“我国应该冷静地观察和评估”。

　　根据我国制定的核能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50年，我国核电站发电总功率要由目前的900万千瓦发展到4亿～5亿千万。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何祚庥看来，存在着“大跃进”的风险。

　　何祚庥认为在设计核电站的时候，必须把极端灾难发生的情况考虑进去。核电站的设计和运转必须大幅度提高安全标准。“必须确保不再发生福岛这样的事故。如果做不到，就只能延缓建设。”

　　“我们在谈核安全的问题，不能只看核电站，还要看到核燃料的后处理，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剩余长寿命的放射性的核废料，在其生存期间不会污染环境，不会污染地下水。”

　　然而，我国能源问题的现状却让人不得不“向核看齐”。目前我国电力能源主要依赖于煤炭，但煤电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却让承担了40%减排任务的中国不堪重负。

　　而似乎没有污染的太阳能、风能，其实在设备元件制造过程中，也在消耗能源的同时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

　　与上述能源的窘境相比，核电的市场空间似乎无比巨大。中国目前900万千瓦的核电装机容量，仅占全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1.3%。而根据2008年国家新调整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为7000万千瓦，在总发电装机容量中占4%，“而风电是5%，核电比例比风电还低，其实我国核电的发展并不快。”物理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徐光宪说。

　　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贺贤土也认为，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发展核能。从全球范围来看，法国核电占全部发电量的76%，美国占到20%。“我们的核能太少了，就算是2020年4%的目标，也是相当保守的。”

　　核安全，天使还是魔鬼？

　　从美国三里岛事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到日本福岛核泄漏，人类历史上已发生过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许多与会院士认为，前人的教训必须要充分吸取，我国的核能要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稳妥前行。

　　事实上，目前我国已投入使用的核电站多采用的是二代技术，而在建的则有许多采取了安全系数高出许多的三代核电站。

　　“我国对核电发展的态度总体来说非常谨慎。”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张作义认为，“核并不是一个在科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不断吸取教训，不断改进。不能盲目恐核。”

　　在大多数与会院士看来，福岛的灾难固然令人震惊，但并不能改变核能是一种安全、清洁能源的概念。

　　例如，核电站排出的温室气体只有煤电的1%，而核能对环境产生的辐射剂量也比煤电小1～2个数量级。据联合国辐射效应委员会统计，截至2007年，全球因核及其燃料循环（不包括军用核能）致死的人数只有37人。

　　相比之下，“我国煤炭行业每年死亡人数在2000人左右，而且只有1/3的煤矿在安全上是合格的。”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说。

　　不过，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杨福愉却认为，现在就给福岛事故的核辐射效应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

　　“核能的死亡率虽然低，但从生物学角度来讲，只考虑这一方面是不全面的。”杨福愉说，“切尔诺贝利事件中急性致死的人不多，但后面包括白血病在内的肿瘤发病率还是很高的。除了慢性病，核辐射的后效应还会遗传到下一代。”

　　核武器工程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认为，核能发展要讲究“稳妥”两个字：“我国在正常环境下的核安全做得不错，但在极端灾害条件下，如何解决安全问题，做得还不够。”

　　而此次福岛事故暴露出来的管理问题也让胡思得深感忧虑。事发后，日本将事故的处理完全交给东京电力公司，公司考虑到自己利益，延误了最佳抢救时机。

　　建核电站时的安全标准怎么设定、燃料怎么进行后处理、发生突发事件时要不要将核电站整个报废，这些问题都涉及核电成本。“核电站的管理应该是一种国家行为，不能全部让经营者说了算。”胡思得说。

　　核政策，不宜大起大落

　　徐光宪的人生似乎和中国核政策的变化是分不开的。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号召搞原子能的时候，徐光宪从化学系被调到了物理系；80年代，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核能方面的研究也跟着停了，徐光宪又回去研究起了化学。

　　“我们现在有900万千瓦的核电，可又发生了福岛事件，核能是不是又一次要下马呢？”徐光宪说，“我不赞成搞核能‘大跃进’，但我们好不容易把核能的建设恢复了起来，我也不同意再次大幅度调整核政策。”

　　这样的声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但我国核能基础研究方面的欠缺，却让政策的支持者感到如履薄冰。

　　“我们的思维方法有问题，别人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美国人说不行我们马上停。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却不投入经费去研究到底行不行。”贺贤土说。

　　搞了一辈子的核试验技术和放射分析化学，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认为，我国完全有自力更生发展核能的能力。“听说国家要拿出几百个亿去买法国的燃料后处理技术，我们搞放射化学的人都反对。我们不是没有基础，这一大笔钱拿出来一半支持我们国家的研究，就足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技术体系了。”

　　在中国核工业发展的初期，国家共成立了航空研究院等3家研究机构，都涉及到辐射安全方面的研究。“这对于保障核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潘自强说，“可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核安全研究所，我们也没有一个像欧洲那样的、全国性质的核与辐射事故抢救中心。”

　　潘自强所在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最近搞了一场鉴定会，主题是关于核事故抢救机器人的。可在会上，潘自强却发现有的机器人根本没有针对高辐射剂量的情况进行设计。

　　“我问制造者为什么不做这方面的数据，对方答曰怕‘机器人可能要报废’。我说，你们做这种机器人，不就是要报废的吗？”潘自强说，“这类机器人研究得不少，但实用性却不强，有关设备的研究非常需要加强。”

　　此外，核与辐射信息发布机制、核与辐射科普和心理教育、核与辐射事故分级表等的缺失，都是潘自强眼中中国核能的“软肋”。针对这些问题，潘自强认为：“我们应该建立几支队伍，包括权威的专家支撑队伍、专业化的媒体队伍，以及有代表性的公众队伍。”

　　这样的现状同样让师昌绪很不放心。“大家都照葫芦画瓢，最后也不知道葫芦是怎么画成瓢的。核电没有发动全国的力量，各部门自成体系，自己不做研究，也不赞成别人做。这是核工业的癌症。”

　　看来，有关中国核能未来的争辩，一时还难以结束。不过，科学共同体内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在核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阮可强看来是件好事。“我们发表不同意见的活跃程度比美国差远了。核能这么大的事，争鸣是必需的，我们国家争论得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