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湾核电站

　　    深圳新闻网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精英集结深圳，轮番展开与香港的合营合同谈判，与法、英两国之间的三大合同（核岛、常规岛和技术服务）以及其他合同谈判。近日，记者走访了参与、见证当年谈判的五位老核电人。讲述中，一串串记忆的花朵又将他们带回到改革开放之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原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昝云龙：核电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搞大亚湾核电站这个项目，也不可能这么搞，更不可能搞成现在这个样１原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昝云龙一提起改革开放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影响，马上就来了这样一句提纲挈领的总结。

　　    １９８３年，已届半百之年的昝云龙从北京国防科委来到深圳参加大亚湾核电站对外谈判工作。据他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时，我们国家外汇储备只有１００多亿美元，而一座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成本就是４０亿美元，仅靠国内的资金安排来开展这项大型工程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改革开放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项目全面向国外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及人才创造了条件。“大亚湾核电站在建设高峰期，最多时共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里工作，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像的。”昝云龙说。

　　    大亚湾核电站的项目论证、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准备和审批，于１９７９年底开始，恰逢改革开放盛世来临。中央十分重视，为此项目的成功做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英明决策，对项目开展工作及时进行指导并提供支持和帮助，使项目最重大的合营谈判和三大合同谈判在有关政府、合营双方及参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年的谈判终于在１９８４年完成合营谈判，１９８５年完成三大合同谈判，使大亚湾核电站项目从筹建进入实施阶段。

　　    三大合同谈判涉及技术（包括技术、质量、安全等规格和数量、进度安排）、商务、价格、贷款等方面，且涉及有关政府给予项目的政策决定。三大合同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准备，１９８４年上半年组织七八十人在香港进行初步谈判，１９８４年下半年组织约１５０至１６０人在深圳进行技术、商务、价格三方面的具体谈判，１９８５年先在深圳后在北京组织约３００人的队伍，展开全面谈判，包括技术、商务、价格、贷款。与法国的谈判最后是在１９８５年底，中国与法国就谈判中遗留的问题进行协商互让后完成的。

　　    参与谈判的队伍堪称“国家队”。由于核电站建设涉及１００多个专业，整个谈判是通过大力协同方式由内地和香港合营双方组织基本队伍，在国家各有关部委的支持下，与国内研究、设计、制造、工程施工、银行和政府有关专家结合，并聘请国际顾问公司协助进行。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满怀激情，以一种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所有参与谈判的同志，除了国际顾问公司以外，都是无偿劳动。

　　    最后，在谈到谈判成功的重要意义时，昝云龙说：“由于有较完善的合营合同和相关协议以及三大工程合同，从而可以组织合营公司进行有效的运作，并对工程进行有效的进度、质量、投资三大控制。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建设任务。我国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于１９９４年２月正式开始投产。１６年来，安全运转和不断超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努力，使大亚湾核电站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我国核电事业的一座丰碑，为我国未来的核电事业构筑了良好的基础之一。”

　　１９８０年１２日，广东省核电筹备处的５名工作人员在省电力局门前合影（右一为张镛）。

　　    原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发展战略顾问薛正军：谈判牵动各国领导人的心

　　    ６９岁的薛正军退休前是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发展战略顾问。

　　    大亚湾核电站的立项是国家有关领导人、各相关部委以及广东省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４日，有关领导人在中法两国政府签订长期合作协定前回答法国记者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已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广东核电站建设项目，并确定了高起点、高标准引进压水堆核电站的原则，为大亚湾核电站的成功奠定了基矗

　　    对外谈判期间，时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部秘书的薛正军的工作是每天谈判结束后旁听情况总结汇报，再将当天谈判情况整理成一份简报，通过通讯专线发往国务院核电办及中央有关部委。

　　    薛正军介绍说，当年广东核电谈判牵动着中、法、英等多国领导人的心。谈判进行到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１日，中、法核电代表团之间尚有６个多亿法郎的差距。１１日晚上谈判有了重要突破与法马通公司的核岛合同、与法国电力公司的技术服务合同以及核燃料合同的差距共６．８亿法郎，中、法各承担一半。

　　    原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安清明：学会与外方人员融洽相处

　　    今年已经８４岁的安清明老人对当年谈判的情况依然记忆犹新。１９８５年１月，他调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作为业主方的谈判领导机构七人谈判委员会（内地４人，香港３人）成立，他就是其中一名成员。

　　    由于谈判处于高度机密状态，在深圳核电大厦举行谈判，谈判委员会专门租用了一条通讯专线与北京联系，每天谈判的情况汇总后通过这条专线第一时间向国务院以及国家计委、电力部和核工业部等有关部委进行汇报。

　　    在谈判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不同，内地谈判者在与港方以及外方顾问交流时不时出现矛盾和磨擦。比如，港方人员担心内地人以“人有多少胆，地有多大产”的激进、主观方式处理问题，而内地一些谈判人员则担心港方偏向英方（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在与外方专家合作的过程中，中方有些专家习惯抱着“主人翁”的姿态，不太愿意听取对方意见……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与港方和外方专家合作，谈判委员会做了不少工作，反复强调：“我们国家是在花高价买经验，我们要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要学会尊重对方。”

　　    谈判委员会不仅要做思想工作，还需要在谈判策略方面出谋划策，确定价格目标。谈判经常陷入僵局，为了使谈判双方在谈判桌上发生激烈争吵的情况下也能够“融洽”地谈下去，谈判委员会也想了不少办法。

　　    有一次，他们在主谈判手旁边安放了一枚“冷炮弹”来自水电部的一位姓徐的专家。谈判时，双方因价格问题吵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这时徐老先生突然“放了一炮”，他先根据自己的经验算了一笔账，然后来了一句：“你这价格，别说我不同意，我老婆都不会同意１一阵哄堂大笑，顿时化干戈为玉帛，谈判继续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在谈判桌上与外方斗智斗勇，频繁上演“智取威虎山”的好戏，用智慧赢得了外方人士越来越多的尊重。

　　    原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副总经理曾文星：对外谈判拓宽视野

　　    ７０多岁的曾文星退休前是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副总经理。１９８３年，时任中国核工业部第二研究院总工程师的他，作为技术骨干调来深圳参与三大合同谈判，担任工程谈判秘书长。

　　    据曾文星介绍，为了学习国外在谈判方面的系统评价方法，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来完善中方的谈判，以昝云龙为首的考察组在１９８２年认真考察了１０多家国际著名顾问公司后，确定了美国和瑞士的两家顾问公司，另外还聘请法国电力公司作为业主方技术总顾问。

　　    １９８４年上半年开始初步谈判业主方先提出一个大的原则后，让法、英方面提出建议，中方对建议展开研究分析的同时，请顾问公司做评议，然后共同讨论，对矛盾的地方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后，再将修改意见返回给法、英方面，然后再由他们提出建议……循环往复。为了便于集中进行评价，昝云龙和曾文星等七八十人的谈判团来到香港，驻扎在中电工程部，利用他们的先进设备，一干就是１００天，最后将大的问题整理出来，形成一本完整的建议书，以此作为正式谈判的基矗

　　    在参加初步谈判和正式谈判的两年多里，在与顾问公司交流，与谈判对象碰撞的过程中，曾文星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在工程项目管理方面，以前中国人都是凭着直觉和经验在做，在谈判中与外国人一接触，发现先进国家在项目管理方面已经形成一套非常模范成熟、系统化的文本，甚至有了一批相配套的专业术语。

　　    这次谈判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业务能力强，懂得谈判技巧，外语水平高的人才。“比如有些参加商务谈判的中方人员，到后来不仅对国际商务标准合同了如指掌，还从外国律师那里学会了抠字眼。当然，他们在谈判中付出的心血和努力由此也可见一斑。”曾文星说。

　　    原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财务部资金处处长张镛：粤港合作实现双赢

　　    在五位被采访者中，张镛是最早接触到广东核电项目的一位。１９７８年，学核物理专业的张镛从粤北山区被抽调到广州，是第二个到广东省电力局报到的核电站筹备人员。

　　    张镛提到了粤港合营谈判展开的背景。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领导为解决缺电问题，准备筹建核电站，请一家美国顾问公司参与可行性研究工作。但当时广东省缺乏建设资金，与此同时，靠燃油发电的香港，在经历了中东石油危机的影响后也想搞核电，却苦于没有地方建电站。掌握了粤港两方情况的美国顾问公司，为广东省领导支了一个妙招在粤港相邻的地方建核电站。１９７９年底，广东省电力局有关领导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简称中电）高层进行了接触，双方一拍即合。

　　    在张镛所在的八人小组完成选址工作后，广东省于１９８０年正式成立核电筹建处，开始从事可行性研究，并同时展开合营谈判，就占股、电力分配、价格、设备选购、税务和贷款等方面的问题与香港方面进行磋商。

　　    谈判期间，合作双方在办公条件上存在的巨大差异给张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经济组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还是在参加合营谈判期间，他经常都要面对大量的数据。当时，中电有一台大型计算机，而深圳方最先进的“设备”就是一部连函数都没有的计算器。港方一个小时就能通过计算机完成的计算、制表工作，深圳这边的人员往往需要两三天才能干完。数据是一环套一环的，谈判中一旦出现变化，大家都得加班加点重新计算。计算过程中，最怕出错，一旦有一个数字错了，辛辛苦苦手工画制的整张表就报废了。打印是用蜡纸，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上去，一旦打错很难改。１９８０年底５本红皮大本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终于完成。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正式批准广东核电站建设项目。

　　    １９８３年在蛇口招商局招待所开展合营合同谈判期间，张镛他们几位谈判人员有时周六下班后会回广州一趟。当时，从深圳到广州路上要五六个小时，在东莞要摆渡两次。每次回到家里已近半夜，第二天晚上又要赶回蛇口。 (记者 欧阳炜)